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演化路径和外部可利用资源约束来看，实现低能耗和低碳增长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战略抉择。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石油、煤炭这些传统化石能源仍将肩负中国主要能源的角色，而新能源还只能起到补充作用。因此，限制高能耗、高污染项目，提高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是更容易取得成效的路径。

刘 涛

7月以来，包括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尔街日报》在内的欧美媒体纷纷转引国际能源署（IEA）最新统计数字，大肆炒作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能源消费国”这一话题。无独有偶，英国石油公司（BP）和法国能源统计公司（Enerdata）发表的最新能源报告也宣称，中国已成世界能源消耗第一大国，只是具体数据与IEA略有出入。

中国能源主管部门迅速对此予以驳斥，认为IEA数据高估了中国的实际能源消费。理由是，依据今年2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中国去年的能源消费总量为31.0亿吨标准煤，换算成油当量约为21.32亿吨，以此计算，略低于IEA公布的美国能源消费量。

从上述一系列针锋相对的研究报告中，不难看出：第一，即便是不同的西方能源组织，对于中美两国到底各自消费了多少能源也存在一定分歧；第二，中国与西方无论是在能源统计的口径还是计算单位上都没有对接；第三，无论是西方的研究，还是中国的研究，其实都承认，中美目前的能源消费量是较为接近的。

当然，IEA和欧美极力炒作“第一能源消费国”的话题，各有其不同的考虑。

站在IEA的角度，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已跃升为世界举足轻重的能源消费和进口大国，因而拉拢中国加入这一能源消费国组织一直是该组织近年来努力的目标。但问题是，多年以来，IEA始终无法说服中国：在加入一个由发达国家主导的能源消费国俱乐部后，在公布包括原油储备、能源结构、能源储藏和开采量这些关键数据后，中国到底能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因此，中国更愿意与IEA保持适度的距离和平等合作关系，并不急于加入。此番IEA抛出这份颇有争议的统计报告，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暗示中国：尽快加入IEA吧，将中国能源数据透明化，才能避免被外人随意公布失实数据。

站在美国的角度，将中国推上“第一能源消费国”，可以转移矛盾，大大减轻其压力。长期以来，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始终坚定主张在减排问题上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而发达国家理应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同时保障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欧洲和日本已较早地做出了减排承诺，压力事实上主要落在美国肩上。

而站在欧洲角度来看，则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只要全球最大的两个能源消费国掀起波澜，就能让气候变化成为今年年底坎昆会议上的全球瞩目焦点。而中国或美国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或许会有更大让步。[NextPage]

那么，对于中国而言，如何最大限度化解这种外部压力，从而为下一轮经济增长创造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呢？一方面，自然要据理力争，驳斥各种不实的“被统计”数据。更重要的是，中国应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一道，在各种国际多边场合上坚定地捍卫自身的发展权。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以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轴来看，中国节能减排的工作艰巨而又迫切。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公报，2001年以来，中国的能源消费已从14.3亿吨标准煤跃升至31亿吨标准煤，短短九年间就增长了一倍多，年平均增幅高达13%。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演化路径和外部可利用资源约束来看，实现低能耗和低碳增长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战略抉择。去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提出，争取到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15%左右；同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也向全世界宣布，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在能力和责任范围内，对于全球气候变化所作出的努力和诚意。

具体到战术层面，中国可以有两个选择：

首先，当然是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用以替代大量制造温室气体的传统能源。为实现“两个目标”，国家发改委已计划在2011至2020年的十年内累计增加直接投资5万亿元，全力拓展新兴能源产业，重点是智能电网、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核电和新能源汽车等。

但实事求是地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石油、煤炭这些传统化石能源仍将肩负中国主要能源的角色，而新能源还只能起到补充作用。如果没有政府的巨额财政补贴，或者说，除非将来国际原油和煤炭价格长期处于令人无法承受的高位，新能源要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哪怕是一个百分点都异常艰难。

相比之下，笔者以为，对于中国而言，限制高能耗、高污染项目，提高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是一个比开发新能源更为迫切、也更容易取得成效的路径。因此，在积极开发新能源、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中国也应加强与其他能源消费国在节能、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技术方面的合作。例如，近年来，中美之间已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S&ED）这一平台以及《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等协议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能源、环境技术合作，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对眼下的中国而言，推进与主要能源消费国在能源领域里的技术合作，对于世界经济和全球气候变化的意义或许更为深远。（作者为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