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机制的一个方法是建立国内碳交易机制，进行跨区域安排或者单个产业安排。比如，4月份签署的粤港合作协议中提到，粤港之间应该共同应对包括空气污染、汽车尾气标准、新能源使用等几个方面进行合作，借此可以建立起珠江三角洲的碳排放机制。

“既然中国已经提出了40%-45%的减排目标，那么就必须制定相应的计划。”6月11日，在香港的气候变化经济学论坛上，英国爱丁堡大学经济与气候变化中心副主任Francisco Ascui对时代周报记者作上述表示。

的确，目前为止，中国无论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还是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供应量，都是世界上排名第一的国家。但与该事实大相径庭的是，中国的主要交易买主都在欧洲，国内至今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碳交易市场。

随着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日渐逼近，专家指出，中国急需设计自己的碳交易标准和产品，建立自己的碳交易机制，这样才能掌握碳交易的游戏规则。

定价权缺失

“过去每一轮经济发展都是建立在消耗大量能源的基础上，由此的挑战接踵而来：一方面是能源安全，全球能源需求从2007年的120亿吨油当量，将攀升至2030年的168亿吨油当量，涨幅40%。其中，90%的能源需求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而中国是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之一。另一方面是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英国爱丁堡大学气候变化专家Andy Kerr博士首先不客气将矛头指向中国。

另据国际能源机构统计，为了避免气候变化进入恶化阶段，全球2020年的投资额将高达2万亿美元，2030年则攀升到10万亿美元。其中，中国2020年的投资额为4000亿美元，2030年则上涨至1.7万亿美元。专家指出，发展低碳经济势在必行。

事实上，中国正挺进低碳领域。“尽管哥本哈根会议并未达成实质性协议，但是最大的突破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提出自己的减排目标，最让人惊喜的莫过于中国提出40%-45%的减排目标。”Francisco Ascui表示，“这就等于从2005年到2020年产能效率同期提高3.35%-3.91%。”

国际能源机构发布的数据亦显示，自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中国在CDM项目一枝独秀，以平均每天1-2个的速度不断开发出来，是开展和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最多的国家之一，80%的CDM项目几乎是在中国。

不过与之极不相称的是，目前国内的交易量还是比较有限，与碳交易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大相径庭。

“目前来看，中国还没有真正的碳交易，而且交易的买主大多都在欧洲。如果是国内设立了信用额，而且买主在中国，那么中国的碳交易就会顺理成章了。”Francisco Ascui指出。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也表达了相同的担忧：“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碳交易市场，更谈不上碳交易产业链。目前，打着‘碳资产’、‘碳交易’名号的注册公司已经不少，但是还没有做起来，他们就是在等着市场发展起来。”

同时，随着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日渐逼近，CDM修改、调整、甚至废除的疑虑甚嚣尘上，中国CDM项目未来走向并不明朗。

“2012年《京都议定书》即将到期，新的机制至今又尚未出台，CDM未来走向并不明朗。同时，从近两年来看，CDM的步伐已经明显放缓了。”郭万达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另有业内人士透露，由于中国企业对于CDM领域的了解有限，使得同国际市场的价格相比，中国相关碳排放量交易产品存在严重的价值低估现象。这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的碳交易市场，没有掌握定价权。[NextPage]

40%-45%减排目标如何分配

虽然中国已经提出了40%-45%的减排目标，但至今还没有制定减排的细则。

“减排承诺一定会把指标分解，分解到各个地方，再分解到各个部门，自然就会衍生出完成指标的单位和无法完成指标的单位。这就会产生交易的基础。”郭万达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这个减排指标要分配到各个省还是各个部门，是当前我们最关注的问题。到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如果部分省或者部分部门无法完成指标，是否会通过市场机制来安排。”

他进一步指出：市场机制的一个方法是建立国内碳交易机制，进行跨区域安排或者单个产业安排。比如，4月份签署的粤港合作协议中提到，粤港之间应该共同应对包括空气污染、汽车尾气标准、新能源使用等几个方面进行合作，借此可以建立起珠江三角洲的碳排放机制。这种安排可能会衍生出碳交易市场。

另一方面要考虑的是，部门的碳交易安排是否有可能跟国际市场联系起来。比如，目前山东与加利福利亚州就水泥行业的碳排放正在进行的合作。

Francisco Ascui则表示，CDM体制的项目性较强，但是从国家整体出发的话，较为笼统。他建议中国就某个项目或者行业进行运作，设置各个行业的基准，分别赋予信用配额。这样一来可以提高效率，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对部门、产品和区域进行分化，进而集中精力关注上游或下游的碳排放，对症下药，提高产能。

亟待设计标准和产品

环境交易所的成立为碳交易提供了资源整合和专业运作的平台。受哥本哈根会议的“启蒙”，全国掀起了成立环境交易所的热潮。目前，继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后，山西、武汉、杭州和昆明等减排项目也纷纷成立。

但郭万达指出：“在中国，环境交易所、气候交易所不少，但是并不是绝对减排，更多的是二氧化硫、化学稀有量等此类考核地方政府的一个指标。

他还表示：“进入碳交易市场，我认为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设计碳交易的标准和产品。目前，北京环境交易所出台了‘熊猫标准’，推出自愿减排市场，就是企业给自己定的目标，然后将指标拿到市场中来交易，这就是产品之一。”

他预测，中国已经开始广泛讨论碳交易市场的建立，估计在两三年之内将会出现部分成品。

Francisco Ascui也认为：“中国的这些交易所还在等待开发一种真正的产品来进行贸易，比如能够创造高信用额和资产的国内基准产品，从而推动交易所的贸易。”

德国来宝碳资产总监Michael Rumberg则认为中国的政策安排很关键：“中国在CDM体制上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发展风能、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的碳交易中，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一个项目起码要运作十年以上才能形成一种体制。在我看来，碳排放贸易体制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的相关政策。”

未来正如美国环保协会执行总裁David Yarnold曾指出的：“中国境内的任何碳市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游戏规则改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