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王胜忠

3月30日，国家发改委召集20多位新能源领域专家，研讨可替代石油的醇醚燃料的应用和前景。而乙醇汽油的试点也从以前的东北、河南扩大到全国9省。更有消息称，有关新能源使用的倾斜政策，也已在酝酿中。

此前，国家发改委已经适当提高了成品油价格，完善石油价格形成机制一揽子改革方案也将于近期出台。发改委同时宣布，将对弱势群体和部分公益性行业进行补贴。

对于油价形成机制改革以及与能源相关的价格改革，国家政策制定部门一直颇多顾虑，主要是这些改革措施牵系广泛，各种利益很难平衡。不过，从目前来看，国家在能源政策上显然已经变得更加积极，改革步伐也明显加快，甚至不乏激进的色彩。我们认为，这是当前中国所面对的能源形势使然，也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要走的一步棋。

实际上，透过最近决策部门的一系列动向，我们大体可以理出当前能源政策的基本走向。一方面，国家希望能够通过价格改革，使石油等传统能源产品的价格真实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节约能源，有效抑制对这些产品的过度消费；另一方面，通过价格调整，也可以为新能源的推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加速中国能源消费格局。

尽管中国石油公司获利颇丰，不过，中国成品油价格与国际市场油价倒挂，却也是一个事实。而且，正因为包括能源在内的中国资源类产品始终保持了低于市场价格的低水平，中国出口的最终产品价格实际上隐含了对于资源类产品的大量补贴，这也导致了专家所说的中国补贴全球的情况。同时，低廉的能源价格，意味着中国企业即使不靠技术创新，也能够利用低价在国际市场上生存，而这换来的是更多的贸易摩擦。

在我们所称的新能源或可替代能源中，有不少其实早已出现，但受制于技术、成本等诸多原因一直难以大规模的推广和使用，这与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的价格低廉不无关系。在提高传统能源价格的同时，对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产业准入和资金扶持，相当于传递了一个清晰的市场信号。这可以鼓励民间资本更积极地进入这些产业，在这些企业获得利益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能源结构逐步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实际上，激进的能源政策可能招致舆论的批评。因为能源价格调整，牵系广泛利益，鼓励新能源的使用，对于传统能源生产者来说，也可能意味着市场空间的一点点丧失，从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不过，对于中国来说，采取这样的政策却是大势所趋。或者说，目前中国所进行的能源政策的大规模调整，多少带有不得不调整的味道。

中国经济每年保持了9%以上的高增长，而中国对能源的强劲需求，已经被国际市场看作国际能源价格可以保持高位的不变因素。仅以石油为例，一些预测认为，到2020年中国石油需求将达到4.5亿吨，而国内生产能力最多不超过2亿吨，石油进口依赖度将高达60%-70%。实际上，2005年石油进口达到45%，增速已经超出国内预期。仅仅高涨的油价，就使得中国每年必须多付出数百亿美元。而中国企业为了能源而在海外展开的一系列并购行动，也遭到了一些国家的阻挠。要保持经济的高增长，还要保证能源安全，要实现经济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中国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

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已经确定，单位GDP能耗在未来五年将降低20%，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通过空泛的政策宣示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化工阶段。如何在完成工业升级的同时，不重蹈一些发达国家的覆辙，造成对资源的极大浪费和对生态环境不可挽回的破坏，是中国必须做到的。因而，我们认为，中国需要通过制定更为激进的能源政策，提供更为准确的市场信号，让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和能源消费者主动学会调整。

当然，任何一种积极的能源政策调整，都必须兼顾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在此次成品油价格调整之前，国家有关部门对中石化给了100亿的补贴，在调整之后，又宣布对弱势群体和公益性行业进行补贴，我们认为，这可以看作为使改革获得更大多数人支持的灵活做法。

在未来能源政策调整进程中，中国仍可能面对种种利益纠葛，我们认为，这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