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瑞多先生在担任国际能源署署长期间,积极推进能源署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特别是推进了与中国的合作。在他的领导下,国际能源署与中国政府在1996年签署了关于在能源领域开展合作的政策谅解备忘录,双方开展了积极广泛的合作并取得显著成绩。

随著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内能源消费大幅增长,中国正面临著日益严峻的能源挑战。据了解,一个受到国内广泛关注的"可持续发展油气战略研究"已在北京正式启动。中国的能源问题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早春二月,国际能源署前署长罗勃特.普瑞多先生应邀来到中国,与 中国油气领域的专家们共同探讨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经济参考报》记者借此机会采访了这位世界能源问题研究专家。普瑞多先生认为,创立一个"严谨高效竞争性的"能源市场体系,对中国能源安全意义重大。

以市场化改革应对日益严峻的能源挑战

记者:国际能源署公布的数据表明,2004年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去年岁末,在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一次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的能源专家一致认为,中国正面临严峻的能源挑战。作为有30多年从业经验的国际能源专家,您认为中国应制订怎样的能源战略?

普瑞多:如何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我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给出一个现成的"处方"。因为各国的国情不同,没有一个现成的政策准则可以适用到中国或者世界其他国家。前30年世界上的一些国家也经历过相似的问题,中国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

比如,当年英国在大陆架发现油气资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我当时是英国政府官员,负责创立了英国国家石油公司,并与很多海上油气资源开发商共同合作,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把51%的股权让给国家。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全世界对能源安全的问题都十分焦虑。后来随著时间的推移,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已经没有这样的国家石油公司,政府在油气开发方面的主要职能是建立一个市场监管框架,让更多的市场参与者加入进来。政府不再把能源安全当成首要问题,而是致力于创建高效运转的能源市场,政府更在乎经济效益。

随著油气产量下降,英国也会变成石油进口国。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和中国目前的做法不同), 英国没有搞国家能源战略规划。英国的做法是创建一个严谨的、竞争性的能源市场,让不同的能源生产商、供应商、使用商加入进来,参与竞争,最终满足国家的能源需求。中国或许可以由此受到某种启发,推进能源改革,以市场手段应对日益严峻的能源挑战。

市场化改革与能源安全并不矛盾

记者:近年来,中国能源体制市场化改革不断加快。比如曾是中国最大的能源垄断企业的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重组;东北区域电力市场开始模拟运行;而且日前有消息证实,最具垄断性的国家电网公司也开始启动上市计划。对此,有人持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在当前能源短缺的情况下,保证国家能源安全可能比市场化改革更重要。您能否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普瑞多:世界各国政治环境不一样,对能源安全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有些国家认为只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保证能源安全,另一些国家认为只有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才能保障能源安全。我认为,不论决策者多么聪明和努力,都很难避免决策失误。比如中国政府曾经决策3年不建电厂,这被认为是造成目前电力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过来说,如果政府致力于建设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使不同的市场参与者都参与进来,找到各自的角色,满足能源品种的多样化,即使一个能源种类出了问题,其他的也可以补充。

这就是说市场化改革与能源安全并不矛盾。而且从英国等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建立一个严谨高效的竞争性市场,以市场的手段、价格的杠杆,让不同的能源主体参与竞争,会更有利于能源安全。

不过应该搞清楚,所有权和市场竞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比如在发电领域,完全可以形成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发电公司无论是国有的还是私有的,只要公平竞争,所有权问题就不是很重要。如果想要搞一个国有公司,你必须先要问自己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公司?有什么目的?它是否与竞争性市场相矛盾?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一个国有电厂,它的好处是为了调峰;如果一家民营电厂有足够的动力也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那么所有权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但电网和发电不同,电网是自然垄断行业。如果把电网这样的国有公司民营化,即把国有资本变为私有或上市,这实际是给民营资本一个利用市场达到利润最大化的机会。

当然,在市场化改革中,政府监管必不可少。但政府与监管机构的关系要搞清楚,监管机构应独立于政府,政府对市场不能干预太多。比如在电价方面,政府就不要定价。如果搞不清两者的关系,政府不断加大对电网公司的干预,民营企业就很难进入市场。国内能源管理体制不顺,中国就会变得越来越依靠国际市场,就会降低能源安全的系数。

市场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中国需要一个政治层面的能源部长

记者:有消息表明,国际能源署曾经建议中国成立能源部,以加大政府对能源行业的管理力度;而您在此却特别强调"严谨的、高效运转的、竞争性市场"的作用。请问普瑞多先生,这是否矛盾?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普瑞多:我不赞成市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观点。在很多方面,政府还要起很大作用。比如中国要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体系,这就是一个单靠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国需要一个政治层面的能源部长。

首先,许多国家都已认识到能源是经济的生命线,快速发展的中国更是如此。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由依赖本国资源转向依赖国际市场,面临著许多亟待解决的能源课题。把这些课题归纳起来,就要形成一个统一的能源政策。而政策的执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人物来领导实施。

其次,有效运转的国内市场是建立国家能源安全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中国目前尚未建立这样一个市场),这就需要一个政治力量,来 促进强有力的市场体系和框架的形成,制定市场游戏规则,一方面要让这个市场更有效、更富有竞争力;另一方面要让投资者了解相关政策和法规,可以放心投资,并有效控制投资风险。

另外,从国际角度看,(能源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能源市场竞争还有许多地缘政治的原因。中国要创造有效的能源安全框架,就需要一个政治层面的能源部长,他不仅要集中不同的力量创造有效的市场,还要代表中国参与国际方面的对话和讨论,代表中国的声音,因为国际上更多的国家关注能源,并频繁对话,中国也应该进行多层面的对话。

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是和能源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并存的能源消费国组织。1974年能源危机发生后由几个能源消费大国发起成立。如今其26个成员国共控制著大约40亿桶石油,可以满足成员国114天的石油进口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