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珏

　　不管愿不愿意承认，过去几年中国一直被不少西方舆论视为上一轮国际油价疯狂上涨背后的“推手”，并因此在国际社会背负“骂名”。去年下半年的油价暴跌一度令此论调有所收敛，但伴随近期国际油价再度抬头，经济率先复苏的中国有可能再次被授予“高油价制造者”的头衔，这足以引起我们警惕。

　　纵观世界石油定价机制的衍变史，从最初的西方垄断寡头石油公司定价，到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定价，再到今天以石油期货价格作为定价基准，早已脱离了单一因素定价的窠臼，而变为一种由供求关系、地缘政治、投机基金、美元汇率等多重因素叠加而成的高度复杂的定价体系。正因此，中国因素尽管会带来一定溢价，却绝不是油价去年涨到147美元/桶高位的主要“推手”。

　　一个例子就是，去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国际油价在短短8个月内从147美元/桶“跳水”至32美元/桶，跌幅高达78%，但石油需求的下降却不可能有这么多，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投机基金的大量撤离有关。

　　尽管如此，中国却仍不时被西方媒体指桑骂槐，成为后者寻找油价上涨“幕后真凶”的“替罪羊”。这不仅给中国在海外正常的寻油之路制造不利舆论，更使得炒家获得肆意炒作国际油价的借口，后者又加大中国在购买原油时的成本。

　　故此，针对近期国际油价重拾升势，中国应早做打算，以免再授人以柄。

　　首先就是国内新成品油定价机制的坚决执行与进一步完善。去年国际油价“高烧”之际，外界争议最大的莫过于中国国内成品油调价的滞后。相比当时140美元以上的国际油价，国内油价水平仅相当于80多美元。在西方看来，这种价格管制的做法变相鼓励了石油消费，等于给高油价“火上浇油”。

　　而今年中国实施新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后，已实现与国际油价的间接接轨，这无疑会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外界的成见。

　　不过，此前颁行的《石油价格管理办法》也规定，当国际油价高于每桶130美元时，汽、柴油价格原则上不提或少提。这一措辞仍令国际上担心，一旦油价再度高企，中国又会回到价格管制的老路。

　　笔者以为，即便从通胀考虑需要对国内油价有所控制，中国也应借助其他手段体现石油资源的实际价值与稀缺本质，例如，继续提高大排量车的用车成本，或者实施与国际油价挂钩的弹性燃油税制。

　　其次，中国应积极发展替代能源和新能源，以减少对石油的依赖。这是解决全球化石能源日益枯竭问题的一剂“灵药”，也是中国参与未来全球分工体系大调整的战略需要，更是扭转海外对中国制造“高油耗”印象的护身法宝。

　　当然，根本而言，中国还须改变以重型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推动粗放式增长模式转型升级，唯此才能在源头上关紧“高油耗”的“闸口”。

　　最后，推动石油定价权的本地化仍应成为中国努力的方向。

　　当前全球奉行的“石油-美元”贸易结算机制将石油与美元挂钩，这使得美国拥有强大的石油定价能力，并从中获得巨大的资本利得。相反，中国却不得不被动承受“亚洲溢价”所带来的高昂购油成本。

　　不仅如此，定价权旁落使身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的中国，却无力改变以美元计价的石油脱离基本面疯狂上涨。而一旦石油人民币未来取而代之，则不仅油价运行将更加平稳，中国也得以从西方舆论的众口铄金中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