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发展不能把目光只盯在政府的补贴上，欧美许多国家都没有借助政府补贴来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从一个新兴产业的成长规律看，我国新能源企业要抓住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的机遇，一开始就依靠自主技术来开辟市场，走生态化市场道路，实现市场效益和自然环境共同发展的‘双赢’目标。”近日，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博士洪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上述观点。他同时又是吉林辉南宏日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目前已投入1000多万元研发生物质固体燃料成型技术，以自身行动探索新能源的产业路径。

记者：为什么想到要研发生物质固体燃料成型技术？

洪浩：我的父亲原在吉林农科院工作，受他影响，我攻读硕士学位选择了华南农业大学，搞农业开发是从治理家乡的盐碱地开始的。刚一回来，我就想到了父亲同事、著名草地改良学家吴青年(注：已逝)的种草治沙技术，早在上世纪60年代便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我把这个闲置了40多年的技术找了出来，从2000年开始到2006年，每年都种植10多万亩草场，解决了大片碳酸盐土壤的盐碱难题，土地钙质恢复到80%以上。看到我做成功了，吉林省林业厅负责人又提出希望解决东部山区的枝桠柴问题：常年堆积，量很大，容易引发山林火灾，如何变废为宝？这一下启发了我，这里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记者：国外在生物质固定燃料的市场开拓方面已经做得很成功，为什么当初没有选择直接引进技术和设备？

洪浩：2008年全球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销售量达1.6亿吨，市场规模超过500亿欧元，而我国在其中所占的份额少得可怜。之所以决定靠自己做，主要是国外技术对中国长期封锁，进口设备的价格高得离谱，仅锅炉一项就要100多万欧元，再加上我国原料特征有别于国外，无法照搬国外技术。像德国技术所针对的原料主要是木材粉碎后的边角废料，各种成分相对单一，而国内枝丫柴成分复杂，必须寻找将多种原料压缩成型的技术路径，只能靠自己研发。

记者：您在推广生物质固体燃料成型技术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障碍？

洪浩：2008年，我国的生物质能源在可再生能源中已占到了60%。而在生物质能源中，各类生物质油占了6%，各类生物质发电占了30%，剩余的是固体燃料，占了大头，短期内仍是重中之重。但与国外相反，我国恰好在这一块没有政策推动。更令我担忧的是，对生物质固体燃料的认识不足，给推广使用带来许多障碍，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政府政策对中小锅炉“一刀切”；按相关政策，全国50多万个中小锅炉都将陆续下马。这一政策出台的背景是节能减排，但并没有考虑到部分使用生物质固体燃料的中小锅炉已完全达到了排放标准。我们在长春吉隆坡酒店的试点是中小锅炉，由于是“黑户口”，环保部门就来查，一检测远远低于用煤作为燃料的排放标准。如果政策能灵活调节，将使用新能源并达到排放标准的锅炉排除在外，就能够从实际上起到鼓励新能源发展的作用。推掉多少根烟囱看似有政绩，却并不是是否环保的依据。

二是许多企业四处争取政府补贴，没有靠市场引导发展产业，导致整个行业中的生存环境不均衡。众所周知，部分新能源企业都在希冀通过政府行政命令强行并网发电、政府补贴研发资金等方式来发展，说好听点是南辕北辙，其实说穿了就是拿消费者的钱来补贴企业，甚至直接补贴给部分利益集团。欧美国家发展新能源过程中，就没有靠政府补贴发展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源的先例，全靠太阳能、风能企业与电网公司自行谈判协商。站在持续发展的视角，我们搞新能源只能接近市场，技术跟着市场走、技术跟着产业发展走，而不是产业跟着技术走、市场跟着技术走。做产业发展规划不能单纯依靠科学家，必须依靠企业家。

三是统计口径亟需摆脱“计划型”。我国在能源的统计口径上始停留在从生产源头掌控的惯性思维，仍基本按照“煤电汽”来统计，这造成在判断经济走向时口径单一，过分依赖获益企业。但新能源要提速发展，必该从消费者角度将供热、供暖、发电等纳入统计口径，欧美国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以能源消费划分，这相对比较容易掌握各种能源的使用状况，既可以避免盲目上马，也不会导致供需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