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四年，外资主要涉足中国的风能和太阳能市场，现在它们向第二代生物燃料技术以及节能技术市场迈进。尽管充满各种风险，但中国已是世界上最活跃的新能源投资市场。

在一张写满英文单词的纸上，美国Primafuel公司总裁理查德·伍兹重重写下了“Oxygen”（氧气），然后向记者滔滔不绝地谈起他们公司在中国的辽阔前景。

这一幕发生在8月初北京的一个碳交易论坛上，最近一年来，记者不断遇到类似的情景。

Primafuel是一家美国新能源生物技术公司，它正在向中国新能源市场进军。它的同路人还有众多外资基金和其他能源技术公司。

中国政府为它们描绘了极具吸引力的前景：到202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例将从16％上升到21%。

这催生了一个价值数千亿的大市场，也使外资蜂拥进入这个领域。过去的四年间，国际资本主要涉足中国的风能和太阳能市场，现在它们向第二代生物燃料技术以及节能技术市场迈进。

争夺第二代生物燃料技术“我们正处于第一代生物燃料技术向第二代过渡的时期。”理查德·伍兹说。第一代生物燃料技术是直接用植物的油料生产生物柴油，或者把玉米转为乙醇。

为了减少石油的依赖，过去的几年间，各个国家纷纷投入巨资研发生物燃料技术，从欧洲、美国直到巴西，以消耗粮食为主的生物燃料开始了对土地的争夺。

英国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韬说，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生物燃料发展主要有美国、欧盟以及巴西的三种发展模式。其中美国做玉米乙醇，欧洲主要从油菜籽提炼生物柴油，而巴西则发展甘蔗乙醇。

但是，当粮食进入了油箱而不是饭碗的时候，政治家、环保主义者们不高兴了。在他们看来，以上三种模式面对粮食安全、生态环保等诸多挑战。“巴西的模式对热带雨林的生态、对社会发展是否真的是可持续呢？这在目前还不明朗。”挪威奥斯陆国际气候和环境研究中心的甘霖博士充满疑问。

当一船船玉米变成乙醇的时候，国际粮价也像坐上了火箭。生物燃料与人争地、争粮进而推高国际粮价，成了主流的批评声。

过去的几年内，中国已经在生物燃料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的吉林燃料乙醇、黑龙江华润酒精与安徽丰原等企业通过玉米乙醇消化了大批陈化粮，但是此后各地纷纷上马燃料乙醇企业，为了保证国内粮食安全，2007年，国家发改委严厉表示，以后将不再批复以粮食为原料的燃料乙醇企业。已经投产的企业也在提高非粮作物的比例，比如用木薯、甜高粱。

种种压力之下，国际上开发生物燃料的企业将目标锁定在第二代生物燃料技术，比如纤维素乙醇，非粮作物如蓝藻等做生物柴油、生物质液化等。

纤维素是存在于植物分子细胞壁里的一种东西，如果能够提取出来，通过酶的转化使其成为糖，则将成为液体燃料源源不断的来源。生物质液化则是将农林作物或者其残渣通过热化学方法快速热解液化和加压催化液化成液体燃料。显然，第二代生物燃料技术的原料取之不竭。

然而，技术并不像想象的简单，书本上的生物、化学知识并不意味着可以使技术马上投产。生物酶就是一个难点。各国政府、企业都在投入巨资展开生物酶的研发竞赛。

拥有三十多年可再生能源技术研究背景的理查德·伍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国外，第二代生物柴油处于前期研发阶段，还没有大规模的生产。比如海藻做生物柴油，海藻种类的选择、光合生物反应实验室的设计、去除海藻中水的成分等都是难点。

相比国外生物燃料技术研发，中国现有的纤维素乙醇技术发展还比较落后。

不过，中国的新能源公司还是发起了冲刺。已经在国外上市的新能源企业，比如纽约上市的中国最大的生物柴油生产商古杉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伦敦上市的中国生物柴油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他们主要是用废弃的动植物油提纯。另外，清华大学开发的甜高粱燃料乙醇即将实现产业化；山东泉兴石业集团“分子并合”生物燃料产业化项目也将建设生产线。

“目前看来在中国，河南天冠计划的10个6000吨-10000吨/个的自主研发纤维素乙醇项目也许能带来一些希望。”英国新能源财经有限公司分析员MaggieKuang说。河南天冠是“十五”期间，国家发改委确定的全国4个燃料乙醇定点生产企业之一。

中国广阔的原料市场空间以及正在成熟的生物燃料企业吸引着这些国外投资者。现在理查德·伍兹已经将触角伸到新疆等地，他通过中国的代理伙伴寻找着一个个项目。

    3000亿能效市场在中国的新能源市场，至少还有一个价值几千亿元的“处女地”。据统计，在包括太阳能、风能以及能效节能的可持续能源投资中，还有一个巨大的市场有待开发——能效和节能。2007年全球的可持续能源投资中，能效只占到了总投资额的3.7%。

毋庸置疑，中国将是这个市场最大的客户。根据中国政府的计划，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要比2005年时下降20%。虽然2006、2007年能耗都在下降，但还未达到预期目标。

过去的两年内，中国政府动用各种手段，包括已经开展的“千家企业节能行动”，试图让这辆曾被煤炭、高耗能企业拉动的经济马车转向。世界自然研究所气候和能源项目主管RobBradley还记得他接触的中国水泥企业的焦虑：如果不进行技术改造，明年就被政府关闭了。

今年7月底，国家发改委将各省的节能减排划分为“超额完成、完成、基本完成和没完成”四类。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各省的减排压力。[NextPage]

中国在能效方面有最大的投资潜力。中国政府在“十一五”期间将启动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现节约2.4亿吨标准煤，这些工程包括燃煤工业锅炉（窑炉）改造、区域热电联产、建筑节能等，改造资金由企业自筹、金融机构贷款和社会资金投入。

在分析家们看来，中国政府的这种迫切心态将使外资在能效和节能投资方面获得更大的增长空间。据估算，已经列出的这些节能工程所需的融资大致在2000亿到3000亿元。

王韬认为，目前中国的能效、节能投资的需求还不太旺盛，这主要因为中国总体的低价能源战略。在企业看来，通过能效提高所得到的收益并不如产能扩大，“钢铁巨头谈论的不是能效，而是钢铁产量”。

另外，作为耗能大户的国有企业来说，外资进入还有一定障碍。同时，能源服务公司在中国还没有大规模兴起，企业也没有意识到这些能源服务公司能设计能效项目，安排融资。“关键是国外资本对中国了解不够。”世界资源研究所气候和能源项目主管RobBradley说。目前，国外关注中国节能投资的主要有能源顾问公司、能源服务公司以及投资公司。能源顾问公司负责具体分析能源消耗多少；投资公司则根据企业提出的项目，具体确立投入的金额。

RobBradley承认，从去年开始，他接触的投资公司越来越对中国能效市场感兴趣。能效贷款融资和贷款担保将成为这些公司新的关注点。可以预见，这些能源服务公司将会在以后搭建起桥梁，为中国的企业引来大笔节能、能效资金。

和第二代生物燃料技术一样，能效的改变也涉及到技术转让。以往在发展中国新能源方面，外资采用的方式都是利用中国的生产平台，而不进行技术转让。如同中国作为其他产品的制造业基地一样，中国新能源的投资大部分都是体现在出口制造的产能上——风机设备以及太阳能电池板设备。中国太阳能的发展甚至只体现在每家每户屋顶的一个个太阳能热水器之上。

英国气候变化资本集团大中华区首席投资官陈家强介绍，新的能效提高、节能技术的推广，需要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首先要有知识产权的支持；其次，税务方面的支持；最后还有人才的引进。“尽管今天的回报率不是非常高，但机遇有限，未来一定会增值。”陈家强对此非常乐观。

不可捉摸的中国市场在这一背景下，外资正争先恐后进入中国的新能源市场。然而，这个市场中却充满各种难以确定的因素。

这些外企曾经在中国的能源市场上摔得鼻青脸肿。曾在香港中华电力集团工作的陈家强遇到的尴尬则是中国的合作伙伴没有遵循协议。

十年前，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很多外资企业进军中国的电力市场，然而几年内后陆续退出了，市场上只剩下法国国家电力公司、中华电力公司等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

原因在于，不少电力企业和当地的电力局签了长期的购电协议——我帮你盖电厂，我又卖给你，我们签一个20年的购电协议。然而最后在执行的时候却没有按照合同，要知道其中一些协议甚至是国家发改委批复的。
　　“你无法充分理解定价的风险以及未来的趋势。”陈家强说。在中国新能源市场浸淫多年的陈家强说，他现在更愿意通过对技术的了解，以及技术在中国营运市场的了解，寻找自己的项目。

现在，私募投资者在投资中国新能源之时主要关注商业模式是否可行，商业团队是否让投资者有信心；技术上有无特点，是否有更高的生产率。

不过，中国市场投资的特殊性在于，投资商可以在海外找投资基金，但是中国投资风险和回报完全和国外不一样。可能一个基金经理在欧洲有几十年的经验，但是在中国的实际营运中，如同在中国营运房地产一样，很多时候和经验没有多大关系。

这些长期与中国风能、太阳能打交道的投资商们发现，现在很多PE经理并不真正懂技术，很多都是财务方面的专家。虽然可以邀请一些技术顾问，但是整个投资还是要基金经理去判断技术风险的。

结果一个有趣的现象则是，在很多场合会遇到的基金经理们相互打听消息，“如果很多人说不错，外资就投了。”尽管充满各种风险，但中国已是世界上最活跃的新能源投资市场。正如RobBradley所说，现在正是中国新能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