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清洁能源产业竞相发力的当下,生物质能却遭遇冰河难题。“十二五”期间,它将如何破冰？

文|本刊记者 赵紫高

时隔一年,陈立国再度面对本刊记者时,已比去年显得更为苍老。但这位前包工头、现在的玖荣林业董事长,依然兴致勃勃地向记者描述他的宏大构想——或者说一个梦想坚定但内容粗糙的商业计划书。

与去年相比,玖荣林业又在湘西、贵州等地动员农户增加了上万亩千年桐生物柴油树种植基地,这保证了玖荣林业在过去的一年里不至于捉襟见肘——至少在苗圃种植出售上,陈立国入账不少。但显然,这不是陈立国想要的全部,和他自湖南发改委处获批的1200万亩千年桐种植项目,以及渴望藉此打通果籽、果壳、生物柴油乃至生物质能发电的产业链构想相比,这一年的收获足够让他沮丧。

困扰陈立国的是,打造他的生物燃料王国所需的庞大资金。自去年年初以来,陈立国相继与多家股权投资机构洽谈过,但都无疾而终。昆吾九鼎一位与玖荣接触过的投资经理告诉本刊记者,“玖荣的概念很吸引人。不过在当前环境下,除非它已经是一家盈利空间和增长前景均十分明朗的企业,否则很难吸引风投进入。”

事实上,不仅是玖荣,在整个生物质能产业中,清科集团研究中心分析师肖珺告诉本刊记者,“相对于太阳能和风能而言,生物质能领域VC/PE投资的热度要低得多,案例数也远低于太阳能和风能。”继中石油冷处理西南生物柴油项目后,当前活跃于清洁能源各领域的民间及外资创投机构,对生物质能也敬而远之。“2010年以来,我们尚未掌握该领域的可披露的投资案例。”

在“十二五”规划事实上已编纂完成的情况下,生物质能未能入列国家重点建设新能源产业中,这对生物质能未来5年的影响不言而喻。那么,为何生物质能投资遇冷？它又如何才能走出冰河期？

冰河难题

自去年5月开始,一向忙碌的清华大学教授李十中开始为媒体留出时间,频繁借助论坛或其它采访时机,希望能为生物燃料“平反”。事情的起因之一来自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向国务院及相关部委的一封万言书——该文认为,乙醇项目与人争粮,为粮食安全,建议立即停止用玉米加工车用乙醇汽油。

万言书一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业界轩然大波。不仅是乙醇,整个生物燃料亦由此遭受城鱼之殃。“先不说这个协会的上书本来就体现了鲜明的行业利益,从实际运营上来看,当前利用秸秆等农业废弃物发展乙醇项目的技术也已成熟。”李十中告诉本刊记者,“原本生物质能的发展在政策就比较边缘化,现在把它和威胁粮食安全扯在一起,整个社会舆论就一边倒,对中国生物质能发展简直是灭顶之灾。”

据李十中介绍,欧美各国对生物质能的开发与利用上升到相当高的战略高度。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双料院士石元春在“十二五”编制期间更是撰文指出:在早期,20世纪70年代爆发世界石油危机和开始寻求石油替代时,美国的玉米乙醇、巴西的甘蔗乙醇、北欧的生物质发电、德国的沼气等纷纷出台。后来美国进行甲醇车用燃料试验失败后进一步确认了生物乙醇方向,瑞典在进行公交车的9种替代燃料试验后也最终选择了沼气与生物乙醇。

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去年发布的《能源展望2010》预测,2008年至2035年间石油消费量的增长部分将全部由液体生物燃料提供,燃料乙醇的消费量可占到石油消费量的17%;发电量的增量中可再生能源占41%,其中生物质发电占49.3%。同为新兴市场的巴西,生物燃料产值已经占到全国GDP的8%,超过信息产业而排在第一位。[NextPage]

李十中认为,欧美各国乃至巴西、印度等国均有着长期有力的生物质能发展政策。而中国始终摇摆不定,不得要领。不过,近来生物质能之所以频遭冷落,至少在机构投资者眼中,还有另一重要原因,“我们做投资首先要对股东负责,困扰生物质能的是盈利模式、原材料和如何复制的问题。”维思资本创始合伙人王刚说,“对我们来讲在考察一个项目的时候,不光是要看对环境是不是有利,同时我们觉得这个产业公司是不是具有可扩张性。”

清科分析师肖珺进一步分析道,“生物质能没有合适的产业链投资环节。目前中国生物质能源行业,没有一个类似于‘太阳能电池’这样的环节。生物质能源的设备和技术,国内暂时没有特别突出能形成技术壁垒的企业。”

“十二五”破冰？

实际上,生物质能一度发展形势颇为乐观。在2007年由发改委公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生物质发电、水电、风电、太阳能装机容量分别为3000万、3亿、3000万和180万千瓦,实现沼气年利用440亿立方米、生物质成型燃料5000万吨。在这其中,生物质能的产业地位不言而喻。

但5年过去,风电和太阳能均获得超乎意料的发展速度,生物质能反而沦为鸡肋。在这其中,除秸秆直燃发电获得有限突破之外,其余各项均举步维艰,石元春认为,一大批生机勃勃的民营被“封杀在摇篮里了,情形很惨。”

生物质能支持者认为,美欧等工业化国家很重视生物质能源的促农功能,对农村经济还很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就更具重要意义。中国的“三农”问题已严重影响到社会公正与和谐稳定,影响经济的健康和持续发展,生物质能源正是解困“三农”的一剂良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经路径。

但从产业自立角度来看,除需引起主政者高度重视之外,中国生物质能企业也必须在企业治理理念上获取相应突破,以赢取资本进入的空间。时至今日,陈立国对玖荣林业的发展前景依然颇为自信。但在实际操作上,他所依托的“公司+基地+农户”商业模式,在投资者看来,实为传统农业加工公司路线,与依托投融资获得复制发展的现代清洁能源企业相距甚远。

“当前,我国生物质能源发展还没有形成连续稳定的市场需求,与市场化竞争和运作尚存在较大的距离,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都受政府部门严格控制,尚未形成真正意义的市场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李志军说。

对此,石元春给出的建议之一是:“鉴于生物质原料的分散性,宜发展中小规模及分布式布局的加工厂,建议发挥民营中小企业的优势和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持。大型央企国企拥有资金与技术优势,建议与国家绿色“三田”建设计划结合,总体规模与分布式布局相结合,原料生产与地方和农业部门结合。”

除去上述问题外,在原料与技术问题逐步获得解决的当下,“十二五”期间,生物质能能否险中求胜,“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成本。其次是标准,对于生物质成型燃料,需要有相应的技术标准和规范,使之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