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随着化石资源消耗迅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保障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等已成为全球的焦点问题，世界各国都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特别是生物质能源。毫无疑问，生物质的资源量十分巨大，是排在化石能源煤、油、气之后的第四位能源。而且，生物质是生物体经光合作用合成的有机物，是唯一可以直接生产气体、液体、固体等能源的可再生资源。人类数千年来依赖生物质能而生存发展，将来还会依赖其发展。尽管有人认为对生物质能前景估计过高了，但多数看法是未来生物质能可以满足25%—30%的能源需求这一上限还是现实的。因此，开发生物质能意义十分重大。欧盟首脑会议就明确提出，生物燃料是唯一可以大规模替代汽油和柴油的可再生能源，也是替代石油化工产品的唯一渠道；在美国、巴西、日本等国也高调倡导生物质能源。

我国有着丰富的生物质资源。目前，可利用的生物质资源，主要为有机废弃物，包括作物秸秆、畜禽粪便、农产品加工废弃物、林产加工废弃物、生活垃圾、有机污水等。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可用作能源和生物基产品转化利用的秸秆约4.701亿吨；畜禽粪便排放量大约为30亿吨/年；每年有1.09亿吨采伐抚育剩余物、0.418亿吨木材加工剩余物、0.60亿吨木材制品抛弃物以及1.81亿吨生物量的灌木林尚未得到有效利用。加之，我国目前有约15亿亩不宜垦为农田但可生长或种植某些强适应性植物的边缘性土地（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可用来种植能源作物，可以产生大量的生物质资源。如利用其20％，可年产生物质10亿吨，相当于约5亿吨标煤能量。除此之外，广大的湖泊和近海地区亦可建立生物质能源发展基地。

今年4至6月份，致公党中央调研组深入生物质资源丰富的山东、广东、广西、东北、河北以及北京周边的部分科研和生产单位，就生物质能源利用现状和产业发展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中，我们发现，尽管理论上生物质能是可行的替代能源，但实际应用并不尽如人意。还面临着以下挑战：一是生物质能产业化发展受原料获得成本高的影响，如目前中试研究的每吨纤维素乙醇的原料消耗都在6吨以上，成本估算都在6500元/吨乙醇以上。大部分生产企业经营困难，需要获得额外的补贴、税收优惠才能赢利或生存；二是生物质能扶持政策不完善，缺乏系统性和配套性，在多种能源产品和规模上未能给予明确的支持和指引，如生物质发电的上网与电价补贴问题；三是一些适应中国农业发展模式，适宜当地生物质资源特点的技术的生物质能产业发展模式缺乏市场竞争力，如木薯生物质燃料产业；四是生物质能利用方式众多，如秸秆汽化、燃烧发电等，各种能源开发技术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转化成本高、效率低，运行可靠的国产化生物质能源开发装备、生物炼制关键技术、高蓄能抗逆能源植物开发、纤维素降解酶、微藻资源培育等技术急需突破。因此，尽管有专家发出这样的感叹：“中国生物质资源浪费严重，每年至少有2亿吨生物质资源在田间焚烧或丢弃，按电厂目前每吨300元的收购价格，就是600个亿！”但是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也使一些人做出这样的判断，生物质能产业无疑还是一个幼稚产业，大的突破还要假以时日。

然而，蹒跚起步也并不能否定其渴望成长的内在潜质。在我国制定“十二五”规划的重要时刻，我们更应该冷静地透过发展生物质能产业冲动的美好愿景，进一步分析、研究提出其战略定位、指导思想、总体思路、重点任务和保障政策扶持措施，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生物质能产业开发路线框架，并从源头上促进生物质产业有序发展，优化产业结构，防止“一哄而上”。其次，要进一步完善生物质能利用产业链，加大科研投入，推动相关领域核心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建立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创新体系，通过技术进步降低成本，实现产业化发展。最后，在推广运用过程中要特别重视探索合适的商业模式，把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地使生物质能产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实现我国经济的绿色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