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头分类，末端焚烧——这是实现城市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置的共识。近日，住建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9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要求，到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通知的出台，不仅将推动垃圾分类进入正轨，还将利好后端处置。

先分类、再焚烧发电，可有效提高焚烧设备热效率及资源再利用效率，还能持续确保设备稳定运行及环保稳定达标排放。包括上述政策在内的持续鼓励，也推动垃圾发电行业迎来一个发展“小高潮”。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全国目前在建、拟建的垃圾发电项目超过400个，若按“十三五”规划目标来算，这些项目将在今明两年迎来集中落地。

政策利好、需求驱动 项目投建明显提速

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位垃圾发电企业的人士曾不约而同提及“分类”问题。由于未对进入焚烧炉的垃圾进行分类管理，“混烧”现象普遍存在。既容易增加停炉、污染排放等风险，也对垃圾热值产生影响，进而波及燃烧效率。

从焚烧技术原理分析，垃圾分类不是焚烧的必要条件，但分类将推动后端焚烧做得更好。通过前端分类，可起到减少垃圾处理量、减少污染排放量以及改善燃烧工况、提高发电效率等多重效应。

分类工作将给焚烧发电带来积极影响。干湿分开可极大改善垃圾热值。例如，电子电池、塑料等垃圾另行处理，就可减轻焚烧污染物控制的压力，有助于解决不该烧、不能烧、不许烧的问题，推动实现应烧尽烧、好烧烧好的目标。

而同样加速的，还有垃圾发电项目投建。“根据《“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到2020年底，设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将占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50%以上，其中东部地区达到60%以上。这意味着，其规模较“十二五”末期将实现翻番。2013-2017年，我国年均新增垃圾焚烧厂约41座。截至2017年底，全国城镇垃圾焚烧投运项目约为360座。要实现翻番，即达到规划要求的59.4万吨/日处理能力，全国投运项目到2020年将升至550座左右。换言之，今明两年将迎来产能加速落地。

全国目前新建、扩建、拟建的垃圾发电项目，以地区划分，山东、安徽、广东等近10省的项目数量，达到20个以上；以企业划分，项目数量居于两位数者也不在少数。除在运的20个项目，目前在建、筹建的垃圾发电项目超过30个。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虽将迎来风潮，但每个项目都是经严密计算，结合当地垃圾产生情况而确定的，基本不存在“吃不饱”担忧。换言之，集中上马也是需求驱动的结果。

发电量与处置规模同步提升 仍有隐忧待解

“吃饱”之后，行业能不能“吃得好”？10年间，垃圾发电项目的吨投资成本历经“下降-上升”过程。前五年，吨投资由50万元/吨降到约42万元/吨，主要受设备国产化、建设周期压缩等影响；近五年，由于建设、环保标准等提升，吨投资由42万元/吨升至约46万元/吨。在此区间，单位投资成本回归合理。

与此同时，项目吨发电量随处置规模同步提升。近五年，入炉垃圾的发电量由每吨400度升至470度，进厂垃圾的上网发电量由每吨250度增至290度。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垃圾发电项目的装机容量约680万千瓦；到2022年，装机容量将进一步升至1190万千瓦。2018-2022年，装机容量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12.27%。

经过30多年实践，我国垃圾焚烧产业从能烧、好烧发展到清洁焚烧，技术也成功实现模仿、改良到超越的突破。目前，世界最先进的垃圾焚烧厂就集中在我国。而保持快速稳定增长的同时，关键设备、操作控制、管理水平等方面仍有隐忧待解。

除去长期被关注的二恶英排放、信息公开等问题，现有隐忧集中在热值提升、飞灰处置等环节。一方面，热值是影响发电量的关键因素，而我国垃圾具有含水率高、成分复杂等特点，部分热值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发电效率。另一方面，飞灰随着焚烧量的增加而大幅产生，在处理能力不足、成本倒挂等现实之下，实现妥善处置、资源利用成为又一难题。

围绕前者，对于炉排炉焚烧电厂，采取堆放发酵的方式去除表面水分增加热值；对循环流化床焚烧电厂，采取破碎分选的方式增加热值。此外，企业还可利用余热蒸汽进行干化处理，由此增加热值。可采用智能燃烧控制系统，并优化炉膛和锅炉设计，适度提高蒸汽参数，优先采用大型焚烧炉设备，有望使单位垃圾发电量提高15%以上。

而早在2008年，飞灰已被国家列入危废名录，给处置带来难度。从技术角度看，处置并不存在难题，缺乏可行而又经济的技术才是痛点所在。如严格按要求进入填埋场，吨处置成本在3000—4000元；如通过转运等其他方式，加上预处理、运输、人工等费用，成本可能更高。找到一条真正优化的资源化处置路径，是目前解决飞灰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