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印地安纳州西拉法叶——

　　当今的食品价格已经在许多方面超越了2008年8月的最高点。如果说当年的价格上涨主要源自于全球食品商品需求不断上升，美元币值大幅下降，世界某些地区粮食减产以及生物能源的影响。那么最近这轮食品价格上涨的推手又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驱动本轮上涨的关键因素与2008年的那些有所不同。全球对于食品和饲料的需求依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生物能源的因素也依然存在。但两次上涨的短期和长期含义则大不相同。

　　随着发展中国家逐渐走向富裕，首先发生的情况就是所谓的“饮食方式转变”。在人们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动物类产品的消费也逐步上升。而相对于以植物为主的饮食方式，动物类产品的生产需要占用更加巨大的农业资源。因此随着收入增加，对食品的需求增加得更加迅速。人口增长和饮食方式转变这两大因素都推动了更快的需求增长和更高的食品价格。

　　美国和欧盟的生物能源政策都催生了一个拥有巨大产能的生物能源工业——在美国主要是乙醇，而欧盟则以生物柴油为主。美国政府政策批准在2011年生产480亿升乙醇，而产能则早已超过了这一水平。

　　由于这一产量是由政府下达作汽油勾兑使用，并不以乙醇，玉米和汽油价格为转移，由此产生的对玉米的需求也对玉米价格不甚敏感。用经济学来解释的话，这一需求是高度“非弹性的”：无论价格如何，该政策都必须接受。

　　这就是我们目前（至少在短期内）所处的状况。所增加的刚性（或者非弹性）放大了对美国或者世界其他地区实际或者预计供求差距的价格反映。此外目前美国玉米产量的40%都已经用作提炼乙醇，而几年前这一比例还仅有5%左右，这意味着玉米价格必须提高以应对市场对食品，出口和乙醇生产的需求。

　　归根结底，当前这种规定一定勾兑量的美国生物能源政策导致了短期内对供求差距的过度价格反映。我们已经在2008年见证了这一点，如今又仿佛昨日重现了。

　　但2011这场上涨根源于比以往更加广泛的商品供应不足。在2008年上半年，商品价格迅速上升——在下半年又以同样的速度下跌。而且显然有投机行为促成了这样的迅速波动。

　　即便今年的全球粮食生产维持正常，我们依旧会在年末面对历史上最低的库存使用比率。这一比率是商品价格的主要驱动因素，因为它显示出如果在全球某处出现短缺的话我们究竟能有多大的缓冲能力，并告诉我们究竟还剩下能维持多少个月的库存，而如今某些关键商品的比率为15%——意味着我们只有两个月的库存。

　　那么长期来说又是什么情况呢？由于有多年的空间进行调整，我们预期对目前高涨的商品价格将会有一个有力的供应端回应。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粮食产量只能达到美国的部分水平——即便是那些拥有相同气候，土壤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农业区。在美国，在实验产量和实际产量之间往往会出现20%的差异。而在其他地区，这一差异会达到40~60%。原因就是在东欧，非洲和南美地区的土地都拥有巨大的增产潜力。

　　随着高粮价使得这些地区的农民获得收益，他们将提高产量作为回应，也最终会缩小供求缺口并增加库存使用比率。事实上，随着发展中国家容许农民提高粮食价格，这将对农村地区——也是世界上大多数贫困人口的居住地——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推动作用。

　　但问题就是发展中国家经常试图将自己的本地市场与国际市场隔绝开来——尤其是在价格上涨之时——以保护政治影响力更大的城市居民。这一政策也将阻挠农村地区的发展以及脱贫的实现。

　　上面讨论的短期和长期状况虽然都被简化了，但他们无一例外地体现了价格变动中某些关键驱动力的本质。美国的生物能源政策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对短期供应震荡的更大幅度价格反映。但在长期来说，更高的食品价格将成为推动全球贫困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而这一差别将对数百万人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

　　华莱士·E·泰纳，普渡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作者：华莱士·E·泰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