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打能源牌的奥巴马上任之初便高姿态宣布，未来10年美国政府将投入1500亿美元资助可再生能源研究。奥巴马的新能源战略并非“空中楼阁”。早在2007年12月，他的前任小布什曾签署了一份新能源法案，后者也因此正式成为美国的法律。

除了必不可少的“节能”、“提高能效”等字眼，这份新能源法案首次对美国高级生物燃料提出了具体的量化使用要求：到2022年，全美高级生物燃料使用量必须达到210亿加仑。这里的“高级生物燃料”是指以纤维素或其他非粮食类原料生产出来的新型生物燃料。这是一项堪称“大胆”的规定。换言之，210亿加仑的汽油将被美国人弃用。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美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措施，比如减税优惠、贷款担保、财政补助等。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潜在的巨大市场让能源企业嗅到了商机，深谙此道的投资商们也纷纷摩拳擦掌。

眼下已有超过200家公司在美国开始了他们的淘金之旅，这其中包括壳牌、BP、杜邦这样的巨型企业，也有白手起家的新兴公司。迄今为止，美国政府、企业以及风险投资家们已经为生物燃料投入了近30亿美元的资金，但目前这个行业还处于技术研发阶段，距离大规模商用还有一定距离。

原料价格浮动大

政策风向难预测

当前生物燃料的原材料还很便宜，这也是大多数生物能源公司敢于大胆尝试的一个原因。

美国一家名为蓝火乙醇的能源公司正打算在兰开斯特开办一家工厂。公司CEO阿诺德·R·柯蓝希望利用免费获取的废纸或其他城市垃圾制造新型燃料，并以每加仑1美元的价格将这些产品投入市场。他的想法听起来很合理：“如果市民们愿意付钱给废物管理公司，他们也可以考虑付钱给我们，我们将以更加有意义的方式处理这些垃圾。”问题在于，未来伴随着生物燃料的产量提高，或者当人们开始利用生物原料发电时，其价格将会因需求的增长而变得不再便宜。

如同现在的玉米，自从它成为美国生产乙醇的主要原料，其价格也一路走高，还引发了一番“粮荒论”的大讨论。OPX生物技术公司主席罗伯特·切斯的一席话直达主题：“价格低廉是因为现在没人要，当人们需要时，这些东西的价格也会随之上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旦纤维生物燃料大批量替换汽油成为现实，按照供需法则，后者的价格将急剧下滑。届时，生物燃料反而会因油价下跌而失去优势。

2008年下半年，美国汽油使用量同比仅下降了5%，价格却从每加仑4.14美元跌至1.74美元，这样的数据足以让生物燃料的拥簇们倒吸一口凉气。科罗拉多州的雷奇燃料公司CEO大卫·C·阿尔多斯认为油价走低会让消费者“对生物燃料感到麻木，并失去兴趣”。

想象一下，当这个世界上充斥着数百亿加仑的纤维生物燃料时，便宜的石油和天然气会不会重新成为挥霍对象？

这并非凭空臆想。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济同样不景气，石油价格一路看跌，可再生能源的努力在瞬间化为泡影，即便是一些得到大牌石油公司支持的新能源开发也被搁浅。

时至今日，要想避免“昨日再现”，在开发生物燃料的同时，还要打好预防针。除了提高化石燃料的赋税，还有一个更有远见的手段——限制二氧化碳排放，这与奥巴马的“碳交易和总量限制制度”不谋而合。然而，正如美国可再生能源实验室的生物燃料专家吉姆·麦克米兰所言，“我们还没有给二氧化碳的排放定价” 。

为二氧化碳排放定价的迫切需要也提醒了我们，这个行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政府制造”。埃欧根(Iogen)副主席杰夫·帕斯莫曾直言不讳地说：“可再生能源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为政客们认为这与他们制定的政治目标吻合，这是个100%政治化的市场。”[NextPage]

总部设在渥太华的埃欧根，曾与壳牌联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使用纤维素原料生产乙醇的示范工厂。杰夫所指的政治目标包括减少能源依赖、对抗气候变化，以及创造就业。

他的观点或许有些偏激，但却从一个侧面让所有人意识到，生物燃料也同现在的传统能源一样，或多或少要向变化叵测的政治风向标看齐。即便这个风向标是固定的，未来的“百亿加仑之路”也注定难免一番刀光剑影，众多公司和技术创新会在这条路上迷失方向，要么被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淘汰，要么被最后的赢家吞并。 

诸多因素不确定

技术难题一箩筐

生物燃料行业前景光明，但不少能源企业坦承，以目前的进度，不看远的，要完成2010年1亿加仑生物燃料的阶段性任务都是个不小的挑战，2022年的终极目标更是遥不可及。

因为这不是修建几百座生物燃料工厂（每个工厂的造价在5亿美元之上）就能解决的事，这些工厂的周边还要种上几千亩诸如牧草之类的能源作物。有专家预测，美国乡村的经济蓝图可能因此而发生巨大的转变。  

这也是所有生物燃料企业必须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美国生物技术工业组织成员布雷特·埃里克松曾公开表示, 开发生物燃料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种植、收集、储存和处理这些生物原料”。

据统计，生产300亿加仑的生物燃料需要至少3亿吨植物原料，这个数字超过了过去10年美国卖出的全部轿车和轻型卡车的总重量，而种植这3亿吨纤维素作物则需要3千万亩的土地。

不少业界人士均对如此庞大的原料需求提出质疑。阿肯罗耳生物燃料公司（Algenol Biofuels）CEO保罗·伍兹就是其中之一，他指出：“仅依靠纤维素作物，年产160亿加仑生物燃料是不可能的事。”

包括伍兹在内的众多业内人士均认为，相比于纤维素类作物，以藻类为原料还是有希望的，因为它“无处不在而且产量惊人，更重要的是价格便宜”。

事实上，许多公司已经开始将目光转移到藻类。不幸的是，这里似乎也闪动着泡沫的影子。用美国可再生能源实验室的生物燃料专家麦克米兰的话来说，“这个领域的企业良莠不齐”。

从技术角度来说，在开放的池塘或者水槽里栽培藻类并不容易，鸟类的粪便，无处不在的真菌和细菌，以及数不清的以藻类为食，无孔不入的微生物，都让藻类的量产大打折扣。

结果是一些企业开始寻找其他非食物类原料。目前看来，其中最为便宜的一个来源便是垃圾，如前文提到的蓝火乙醇燃料公司所采用的城市垃圾。

不过这毕竟只是一些尝试，能否大规模应用还很难说。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选择传统的纤维素原料无疑更为现实，但这要求公司必须有效地组织起大量农民，为他们种植上百万亩诸如柳枝稷和低糖甘蔗之类的能源作物。如此浩大的工程，大公司运作起来都极具挑战性，那些刚起步的新公司自不待言。

如何将这些纤维素作物转化成液化燃料则是个更大的挑战，这需要强大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这个过程不是简单地将葡萄糖转化为酒精。典型的步骤是这样的：首先将纤维素结构破坏，转化成糖，然后再进行发酵。

说来简单，实则不然，因为这是一个“吨”级的概念。如何在保持量产的同时控制成本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单是纤维素转糖这一过程，就让众多企业绞尽脑汁。为了让纤维素分解，雷奇燃料公司采用高温加热，有的公司尝试使用化学酸剂，还有公司使用人造酶甚至是微生物来降解这些纤维素。

不可否认的是，生物加工是整个流程中竞争最为激烈、也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因为这直接决定了生物燃料的利润空间。通常说来，高温和化学制剂从成本角度来说不是最好的选择，但面对品种繁多的纤维素作物，生物学降解也很难面面俱到。

美国蓝火乙醇燃料公司总裁柯蓝的一句话道出了众多生物能源公司的心声。他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知道究竟哪种技术是最佳选择。”

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大牌能源公司也有些不知所措。壳牌负责未来能源的副总裁格瑞姆·斯韦尼认为，新型燃料所必须经历的生物加工是一项“高风险的技术”。他还有些自嘲地说，自己晚上基本不敢合眼，因为“一觉醒来，一切都变了”。

对小公司而言，这更像是一场高风险的拍卖会。可再生能源公司克斯卡塔的CEO比尔·若坦言，对于中小型生物燃料公司来说，他们首先要利用示范工厂“将这些技术展现给大家”，然后再想办法“把这些技术交到那些财大气粗的大公司手中”，后者则可以抓住这个契机，挑选出有市场前景的新技术，然后以低廉的价格买入。[NextPage]

泡沫端倪已显现

企业生存满荆棘

自去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受玉米价格急剧动荡以及信贷危机的冲击，美国不少以玉米为主要生产原料的乙醇企业，已经开始成为石油巨头的猎食对象。

就连曾经风光无限的美国最大上市乙醇生产商VSE，也在去年11月黯然申请破产，旗下的七家乙醇厂均被北美最大的炼油企业瓦莱罗能源公司(VLO)收购。以纤维素作物起家的新能源企业会不会重蹈覆辙？

不要指望所有石油公司会对乙醇情有独钟。炼油企业的确需要一定量的乙醇以应对政府的百亿加仑法案，因为汽油中可以添加乙醇。目前美国大部分出售的汽油中都含有10%的乙醇，这个浓度不会对汽车造成影响。但汽车制造商担心，若继续提升混合油中乙醇的浓度，汽车引擎可能会受到损伤。他们因此极力游说政府，反对继续提高混合油中的乙醇用量。

美国当前汽油的的消耗量为1370亿加仑/年，整个乙醇市场的总需求量也被相应地限制在130亿加仑/年。要突破这个限制，从汽油生产线到油泵，整个汽油基础机构都要发生改变。

事实上，石油公司对乙醇的兴趣并不大，因为他们看到了正在破碎的泡沫。

真正令他们感兴趣的是那些非乙醇生物燃料，比如杜邦和BP正在研究的丁醇，或者其他与汽油的分子结构更为相似的碳氢化合物。

当然，这些未来燃料要与当前的炼油厂、输油管道及交通工具相兼容。一些新成立的公司已经开始尝试用微生物将糖直接转化成与类汽油燃料，比如美国新兴生化能源公司Gevo，该公司的研究人员正想方设法将乙醇工厂的末端产品直接转化成类油燃料。

目前在美国最为活跃，也最被人看好的新兴生物燃料公司有两家，一个是杜邦和丹麦食品配料生产商丹尼斯克（Danisco）共同出资建立的杜邦——丹尼斯克合资公司；另一个是BP鼎力资助的美国生物燃料技术公司范恩尼姆(Verenium)。

两家公司均为生物燃料生产流程的各个环节配备了顶级专家，与那些仅在个别领域小有所成的众多同类公司相比，这两家公司显得卓尔不群。

提到那些新上路的竞争对手，BP内部人士认为：“他们最终都会面临灭亡或者转投其他公司的两难选择。”

至于其他公司，有些技术也许能占有一席之地，但大多数将被淘汰。美国生物科技公司克迪科思(Codexis)总裁阿伦·肖就曾直言：“我们看到了风险资本的泡沫，我不知道这些小公司如何能够经营好这些业务，那些投资者能否收到预期的回报是个大问题。”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的IT泡沫，现在的生物燃料如同当年的IT，肩负了太多的期望。当喧闹声逐渐平息下来，有多少公司能一直保持微笑？

眼下的经济危机已经让美国不少新能源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关门大吉，相比之下，那些财大气粗的巨头公司的确更有处乱不惊的资本。肖也承认，笑到最后的将是那些“巨型石油公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能源巨鳄们之前取得的成功只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挑战。面对业绩和股市的压力，他们变得更加谨慎，“求稳”成为多数大牌公司的信仰。

小公司则无所畏惧。他们是创业者，更加富有激情和活力。他们不缺乏创新思维，同时更受风投的青睐。大公司的观望和犹豫也给了他们难得的喘息机会。但愿他们之中能有人续写美国梦传奇，而不是随着泡沫的破裂而销声匿迹。《中国能源报》 (2009-04-27 第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