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高粮价的紧迫威胁，粮食危机及其成因已受到世界各国密切关注。尽管酿成粮食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开发生物质能源（以下简称生物质能），特别是制造玉米乙醇与粮食危机的关系已成为争议的一个焦点，并成为困扰6月初在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安全高级别会议的问题。

    到底什么是生物质能，发展生物质能是否必然会抬高粮价，应该如何发展这一产业？日前，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了中国生物质能技术开发中心秘书长、辽宁省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张大雷。

    发展生物质能具有多重效益

    张大雷告诉记者，生物质是指包括植物光合作用直接或间接转化产生的所有物质，因此，生物质能就是绿色植物通过叶绿素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而贮存在生物质内部的能量。生物质主要有农作物秸秆及其他残余物、林产品和木材加工残余物、动物粪便、能源植物几大类。同时，从作为可以产生能源的资源角度看，城市和工业有机废弃物和有机废水也是生物质能资源。

    生物质能是仅次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世界第四大能源。生物质能的特点是一种可再生能源，使用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很少；生物质总量十分巨大、分布广阔，地球陆地每年生产1000亿吨-1250亿吨生物质；海洋年生产500亿吨生物质，生物质能的年生产量远远超过全世界总能源需求量。任何缺乏化石能源的地域，都可充分利用生物质能。生物质是唯一可再生的碳源，从最终利用的能源形态上，生物质能有着与化石能源完全一致的利用形态。在所有新能源中，生物质能与现代工业化技术和现代化生活有巨大的兼容性。

    生物质能种类的多样性促成其利用方式的多样性。生物质能有气体（如沼气、生物质气化气、氢气等）、液体（如生物柴油、燃料乙醇、二甲醚等）、固体（成型燃料）等形式，还可以产生电力。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两种生物燃料为生物柴油和乙醇燃料。一直以来，既便宜又干净的生物燃料，被认为是应对全球能源需求激增和石化燃料燃烧时产生的温室气体的有效方法。美国已提出到2022年前,生物燃料要在本国的能源消耗中占到25%的目标。欧洲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商定，在2020年以前，生物燃料占全部能源的比例要上升到10%。

    张大雷说，我国是生物质能源非常丰富的国家。据统计，我国每年有6亿吨农作物秸秆、30亿吨畜禽粪便、2亿多吨林木废弃物及数量可观的农产品加工剩余物，随着农林业的发展，其数量还将大幅度增加。发展生物质能产业具有经济、社会、环境多重效益。

    生物质能不是粮价暴涨的“罪魁祸首”

    近来世界粮价暴涨，有人认为发展生物质能是“罪魁祸首”。张大雷认为，生物质能增产只是世界粮价暴涨多个因素中的一个，且并非最主要者，更不能与所谓“畜牧业革命”造成的对饲料玉米、大豆需求的猛增同日而语。近一二十年发展中国家经济迅速增长、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对肉、蛋、奶的需要量不断增加，引发了所谓的“畜牧业革命”，从而大量消耗饲料粮。据国际农业政策研究所的资料粗略测算，东亚及南亚地区约有35亿人口，在过去的15年内，肉、蛋、奶的人均年消费量增加了至少20公斤，折合增加消耗饲料粮（含大豆）为每年2亿多吨；相比之下，美国用于制造乙醇的玉米量只是7000多万吨。其他导致粮价大涨的主要因素则更为重要，诸如粮食市场投机过度；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高额补贴极大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力；粮食出口国互相猜忌，竞相限制甚至禁止出口，造成恐慌性抢购和囤积居奇；能源价格不断上涨，大幅抬高了农产品生产成本；气候异常和若干粮食主产国的气候灾害等。

    张大雷认为，由于石油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再加之当前不断出现的“油荒”，用粮食制造生物质能源确实可以创造比粮食出口本身更高的利润。在玉米、大豆等仍作为主要粮食和饲料来源的前提下，它们不被用于解决许多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吃饭”问题，而是用于解决“用能”问题，说到底只是利益使然。实际上，“吃饭”和“用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问题，应把其置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战略高度加以审视。从目前的技术条件看，解决用能问题主要还得依靠大力发展生物质能，但有一个原则必须把握，即生物质能的发展不能依靠对粮食的占有和生产面积的挤压来实现，也不能以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

    坚守底线，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

    很显然，生物质能包括的内容非常丰富，不利用粮食、油料等发展生物质能产业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可行。张大雷指出，在生物质能发展的途径和重点上，中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发达国家如美国注重发展燃油替代品，以大幅减少对进口的依赖。欧盟国家则再加上减排温室气体的考虑，所使用的原料目前以玉米、大豆、菜籽油和林木下脚料为主。而中国则着眼于生物质能给振兴乡镇工业、增加农民收入及改善农村能源状况带来的难得机遇，在原料上首先考虑充分利用现有的生物质资源，特别是农作物秸秆残余、畜禽粪便及有机生活垃圾等，其次是在边际性土地扩种能源作物。总之，“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是我国发展生物质能的原则和底线。

    那么，具体到我省又该如何发展生物质能呢？张大雷建议：

    第一，应对我省生物质能资源状况作详细的分析和调查。据粗略统计，我省每年有秸秆资源1990万吨-2000万吨，薪炭林面积超过300万公顷，山区各林种合理提供的薪柴总量为231.75万吨，农村人畜粪便资源量为1356.20万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8250万吨，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为791万吨。但生物质能资源的分布如何，可获得系数为多少，秸秆资源中还田量为多大，可能源化利用量又是多少都是未知数。必须搞清我们的生物质“家底”，为今后开展工作打好基础。

    第二，要制定生物质能发展路线图。在国家层面，已经有专家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但各省的发展路线图尚不明确。我省应制定生物质能发展路线图，明确发展思路、发展重点，使我们的工作有目标、有方向。

    第三，要开展多元化的生物质能利用技术的推广、示范。生物质能资源广泛，利用技术多种多样，任何单一的资源、单一的技术都不可能实现生物质能的高效利用，也不可能解决生物质能发展中的全部问题。

    第四，要克服追求规模效益的思想，因地制宜地发展生物质能产业。生物质总量巨大但资源分散，片面追求规模效益会明显加大生产成本，从而使企业或整个产业不能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第五，要加快创新能力建设，强化并完善研发平台。

    此外，还要设立生物质能专项资金和相关的激励政策。生物质能利用产业是朝阳产业，但还很弱小。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反复证明，在其发展初期，政府在研发投入、政策扶持上的强力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为此，我省应设立生物质能专项资金，支持对开发生物质能关键技术的研究和产业化发展，制定包括补贴、税收、价格和低息贷款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投身生物质能产业，鼓励全社会使用生物质能产品。记者 王云峰 来源: 辽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