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全球能源价格的连续大幅攀升，近来生物能源的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我们认为，生物能源的发展总体上将有利于发达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出口国，而既缺少石油又缺少农业生产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将是最大的受损者。生物能源技术的发展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作为一种替代能源，其发展速度要受制于传统能源（石油、煤炭）价格的制约。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油价大幅攀升为生物能源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与空间。目前全球生物能源的总产量近800亿升，主要生产者是美国、巴西、欧盟及加拿大，占全球生物能源总产量的90%以上。由于生物能源的来源主要是粮食（玉米、大豆）和甘蔗，生产者集中于粮食供过于求的发达国家与少数发展中国家也就不足为奇了。鉴于高油价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一种常态，生物能源的快速增长趋势是不可遏止的。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2015年全球生物能源的总产量将达到1200亿升。

作为一种替代能源，生物能源的发展将必然影响到以石油为主的化石能源的供求格局。自第一次世界能源危机之后，面对国际油价的波动，代表生产方利益的OPEC与代表消费者利益的国际能源署之间一般都能够达成共识，以平抑油价的波动。而唯独在这一轮的油价上涨中，双方的立场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生物能源的发展。在2007年的OPEC峰会上，成员国第一次开始关注中期内的“能源供给安全问题”。这表明，OPEC已经对生物能源发展所产生影响感到忧虑。一旦全球生物能源产量达到一定比例，它将直接威胁到OPEC的垄断地位。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对石油的依赖决定了他们只能接受OPEC的垄断地位。不过，总体上国际能源署与OPEC之间还是能够和平相处的。

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非能源生产国也处于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而高油价使其经济发展越来越难以承受；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发展生物能源的基本条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只能被动接受发达国家与OPEC之间的博弈结果。一旦生物能源达到了影响全球能源供求的水平，发达国家与OEPC之间究竟会如何博弈还是一个未知数。

生物能源的最终来源是农业，因而世界粮食供求的格局与生物能源的发展存在直接的联系。近期世界粮食价格的暴涨很大程度上是生物能源发展的结果。粮价暴涨所引发的粮食出口贸易保护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动荡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2007年全球粮食总产量在21亿吨，其中超过一亿吨（占总产量的5%左右）被用作生物能源生产。正是这部分额外的需求打破了全球粮食供求的均衡。

发达国家之所以敢于以打破全球粮食供求均衡为代价大规模发展生物能源，这是和全球农产品的基本供求格局联系在一起的。多年来，发达国家的农业政策特征是以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对农业生产者给予补贴。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政策特征则表现为以损害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其结果，世界农产品的出口者主要是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以及南美和东南亚的部分发展中国家。这就是多边贸易谈判中的“凯恩斯集团”。

表现在多边贸易谈判中，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一直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农产品市场，而发展中国家则要求发达国家减少或消除农业补贴。在全球农产品贸易的这种格局中，由于农产品供大于求，以美欧为首的农产品出口国处于被动局面。对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出口国而言，发展生物能源将会彻底改变上述被动的局面。面对粮食短缺格局，部分国家已经实施出口限制措施，出口国梦寐以求的开放农产品市场将会很容易实现。农业的产业功能变化（从提供食品和纤维的基本功能扩展到开始提供燃料功能）使其成为出口国一个真正意义的比较优势产业。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农产品供求格局的变化会刺激国内农业的发展，但缺乏对农业的补贴会使其农业仍将不具备国际竞争力。

与化石能源相比，生物能源的温室气体排放更低。这是发展生物能源的外部有利环境。但科学家已经提出警告，生物燃料的应用并不能解决全球变暖问题，原因是增加农业用地导致森林砍伐，进而会降低碳储备的能力。在强大的利益推动下，这种警告不会改变目前生物能源的发展趋势。在生物能源发展的起步阶段，发达国家以环境保护为名对生物能源发展给予充分的支持。一旦生物能源技术趋于成熟，生物能源产量达到一定水平，发达国家会通过强化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规则为生物能源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制度环境，从而确立在能源领域的优势。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受技术创新水平和农业发展水平的制约将不得不走入发达国家所开创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