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无论是数量的快速增长，还是质量的不断提升，都被世人认为是一个奇迹,但这样的奇迹能否持续下去，却是人们更加关心的。因为按照我国此前的发展模式继续前行，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受到资源不足的制约。我们能否在未来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则是新世纪需要积极应对的重要课题。而发挥生物潜能，调整生物结构，大力发展生物经济，无疑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呼唤。

　　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源保障，而地球资源的有限与需求的快速膨胀总是一对矛盾。当社会生产力低下时,由于资源的相对充足，人们会一味追求效率，改进生产工具，最大限度地扩大产能。而随着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不断推进，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面临着资源瓶颈的约束。就我国来说,以GDP年均7.3%增长,到2010年,我国生铁、钢、钢材、10种有色金属、水泥的消耗量将分别达到5.7亿吨、7.2亿吨、10.9亿吨、3353万吨、19.1亿吨。除此之外,水、土地、矿物及石油的需求也十分惊人，以至于满足如此高的需求是很困难的。而这样的情况又并非我国独有，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更加突出。于是,期盼找到增加资源供应的途径成为人们的追求。生物经济正是具有改善生物资源保障的一种有效方式。因为利用生物技术可改变农产品、林产品、牧产品、海产品的特性，尤其是科学利用基因工程从生物的结构上进行改良和优化，并对后天环境加以控制，可以使得生物的质量与数量同时提高。如以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教授为首的课题组，经历40余年的探索和攻关,将生物技术应用于杂交水稻，运用育种三系法、二系法、一系法,从品种间、亚种间到远缘杂种优势作用,成功地使全国年增产稻谷200亿公斤，极大地满足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粮食需求的增长。可见生物经济具有弥补资源不足的巨大潜力。

　　经济发展时刻影响着生态的变化。由于社会生产过程是一个预期产品的价值提存过程,同时伴生着废弃物资的释放排出，不管是以气体、液体,还是固体形式都排放到环境中去。当生产规模有限时，其废弃物资的排放量也有限，这时环境靠自身可以化解这部分物资，特别是化解有害物质对生态的影响和破坏，也就是环境的自净能力大于有害物质造成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的能力。但当随着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有害物质排放也成倍增加时，环境的自净能力就难以维继,生态破坏、环境恶化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发展生物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并减少此类问题的发生。如生产过程中能源燃烧常常释放有害的二氧化硫气体和一些烟尘，对环境影响较大，当运用生物技术发展燃料酒精、生物柴油取代燃煤则可大大减少环境污染程度；在不少江河湖泊被不同程度污染时，通过生物养殖花卉、水藻及鱼类可以净化水资源；积极实施生物化肥、生物农药则可以改善盐碱或酸性土壤。总之，生物经济改善生态的空间非常广阔。相信在生物化工、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种植业、养殖业 、生物轻纺业等推动下，人们可以期望经济高速发展和环境切实保护会同时呈现。可喜的是,我国在生物经济服务生态保护方面已迈出了坚实步伐，每年通过生物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可减少污染，创造价值已达60亿元。

　　经济发展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并进却不是一种必然的关系。往往是人们在享受经济不断发展带来实惠的同时，也面临着难以回避的困扰，出现了人与经济不和谐问题。如人类生活条件改善了，但艾滋病、非典、登革热、疯牛病、口蹄疫等过去未曾有过或很少出现的疑难病症却严重危胁着人类的健康；人类的居住条件改变了，但苯中毒、甲醛超标、空调病等也影响着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人类的生活节奏加快了,但肥胖、心脑血管病却有低龄化之势。对此，发展生物经济特别是生物医药、生物材料、生物工程对解决这些不和谐问题，大有用武之地。一是经过广大医务人员的不懈努力，运用生物技术，已研制出治疗艾滋病、非典等疫苗；二是生物材料已占有一定市场，对建筑、装修及设计将产生深远影响，由起居引发的疾病将大为减少；三是有了多方面的高度重视，食品安全中生物技术发挥了积极作用；转基因水稻、玉米、大豆、蔬菜等400多品种，已进入安全性阶段，并有许多品种具备了产业化条件，这必将对人类健康增强保障。

　　综上所述，发展生物经济既是时代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它必将促使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