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后世铭记2015年12月12日这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人类终于下决心要解决气候变化这一重大问题。当然，我们任重道远，巴黎协定只是个起点。”近日受邀来到中国的英国外交大臣气候变化特别代表大卫·金爵士，在参加于上海举行的气候变化对城市暴雨影响及复合灾害应对高端论坛间隙，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大卫爵士称，中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开放，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确姿态。中国未来有望建设出全世界最成功的碳交易市场，并引领其他国家加入这一关键的市场化进程。

2015年12月12日，在延期超过24小时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最后一次全会上，大会主席、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举起带有大会标志的绿色小锤并重重敲下，宣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诞生。这份覆盖近200个国家的全球减排协议，要求各国制定计划，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远低于前工业化水平之上2摄氏度”，并努力把升温限制在1.5摄氏度。

《巴黎协定》的通过，令关心气候议题的人们暂舒一口气。但落实《巴黎协定》之路并非坦途。大卫爵士对澎湃新闻表示，巴黎协定仅仅是个起点。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极具挑战性，除非世界各国加大减排力度，否则很可能出现3-4摄氏度的升温情景。“即使将升温幅度控制在3-4摄氏度，也可能给全人类带来灭顶之灾。”

10月5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宣布，《巴黎协定》将于今年11月4日正式生效。

“中国未来会建设出全世界最成功的碳交易市场”

大卫·金爵士本人具有多重身份：他是英国杰出的化学物理学家，曾长期在剑桥大学化学系任教；2000年起开始政治生涯，在布莱尔和布朗政府期间，出任首席科学顾问一职，并于2013年被任命为英国外交大臣气候变化特使。

但他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始于2003年夏天。那年7月，欧洲遭遇前所未有的热浪袭击，上万人被夺取了生命。这令其认识到，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严峻威胁。此后他致力于提高英国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与参与，促成了一系列研究项目和资金项目的落成，并在《巴黎协定》等国际合作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谈话中，大卫爵士坦言，他个人认为要完成《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极为困难。2014年至2015年间，他所带领的团队曾与中国等国的科学家一起完成了《气候变化：风险评估》，对全球平均升温1.5摄氏度、2摄氏度和3-4摄氏度的排放路径和风险分别作了评估。他对澎湃新闻说，从目前的排放情况来看，升温3-4摄氏度的概率更大。

低碳经济的培育，是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过去十年，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应用促使成本快速下降，在一些国家，这些能源的价格甚至已经比传统化石能源更具竞争力。“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似乎不需要为碳排放定价了。然而，市场是有惯性的。人们习惯建煤电厂、开采煤矿、进口煤炭，因此我们需要额外的刺激，加速向低碳经济的转变。在这个环节，碳价是重要的市场工具。”

所谓碳交易，是把二氧化碳排放权商品化，从而控制碳排放的一种市场机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2017年即将启动的全国碳交易市场，将令中国取代欧盟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

大卫爵士认为，中国建设全国性碳市场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需的。由于高碳排的企业会从有碳交易的国家和地区向没有碳交易或者碳价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以逃避碳税，因此只有当所有国家都启动碳交易机制时，上述“碳泄露”的现象才会消失。

他同时表示，在推行全国碳交易体系过程中，中国必然会遇到一些特殊问题，“但我相信中国完全能应对。甚至，我相信中国未来会建设出全世界最成功的碳交易市场。其他一些国家也会跟随中国加入这个市场化进程。”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和中国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中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十分开放，我认为这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确姿态。中国政府对中英双方在气候议题上的紧密合作持有十分开放的姿态，我对此十分赞赏。”他说道。

除了碳交易之外，大卫爵士还介绍了其他一些英国现行的减排市场机制。比如在电力行业，英国通过可再生能源义务制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在交通领域，英国通过免征电动汽车拥堵费和过路费的方式来刺激电动车的产销。

他认为，在气候问题上，最终市场会驱使各国以远超预期的速度前进。

“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不存在特殊待遇”

受访的当天上午，大卫·金爵士与中国工程院丁一汇院士一道参加了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气候变化学术报告会。报告会上，丁一汇院士称赞英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态度积极时说，气候变化问题源于英国工业革命，因此英国如今是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先行者。大卫·金则对此表达了不同的观点：“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每个国家都当仁不让。毕竟，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他强调说，自己不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有特殊待遇。

以非洲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卢旺达为例，大卫爵士对澎湃新闻说，“我穷我烧煤”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在贫穷国家建设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成本很低。

卢旺达原先的经济模式是种植咖啡和茶叶，出口收益用来买石油，通过燃油发电。但由其带领的8人团队曾为卢旺达政府制定了“绿色发展和气候适应”战略。“我当时对卢旺达总统说，我保证这个计划一点都不会降低你们的GDP增长率，甚至还有可能提升。”大卫爵士介绍说，通过在卢旺达建造太阳能发电站，不仅充分了清洁能源、提升了当地的发电能力，还创造了大量工作机会。节约下来的原油进口资金，现在被用来建造学校、医院和道路等公共设施。“这种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比化石燃料便宜三倍。”

事实上，这种“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并非两难选择”的结论，已得到大量科研和实例的支撑。在许多人的观念中，经济的增长、工业的繁荣绕不开化石燃料的大量消耗，颇具雄心的减排目标意味着扼住发展的咽喉。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的脆弱性更是成为许多国家搁置减排行动的借口。但这种论断过于片面了。清华大学曾发布《中国与新气候经济》报告提出，中国可以在不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同时实现减排和减少大气污染。

“经济增长与气候行动不可调和的想法表面看来既精明又现实，但实际上是一种模糊的误解。”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超越阻碍拯救地球行动的特殊利益与意识形态，我们就会发现抗击气候变化行动比几乎所有人想像得都廉价而简单。”原因在于，一是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已大幅下降，二是碳排放定价会产生很大的“协同效益”。

脱欧不影响英国的气候政策，“但欧盟要达到整体减排目标更困难了”

英国是全球最早建立碳排放交易的国家，在气候议题上，也一直走在欧盟乃至世界前列。新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上台后，撤销了原有的能源与气候变化部门，新成立商务、能源与工业战略部门。面对外界“新首相或已下调对气候变化的重视等级”的担忧与疑虑，大卫·金表示，在英国目标于2050年减排80%的前提下，加强气候变化部门与商业部门之间的对话沟通机制，有助于更顺畅地将政策传导到产业。此外，脱欧不会动摇英国的减排决心。

他指出，特蕾莎·梅政府已明确表达过气候政策立场一切照旧，2008年正式制定的《气候变化法案》仍在实施。《巴黎协定》批准前，英国都会留在欧盟，因此协议本身的批准不会受到影响。“唯一可能受影响的是，欧盟承诺到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40%。按照英国的远期减排目标，到2030年将减排近55%。如果英国不算在欧盟之内，欧盟想要达到整体减排目标就更困难了，但这还有很多协商的空间。”

大卫·金爵士总结道，英国政府将会一如既往在气候议题上扮演积极角色。“这是个全球性问题，我们需要追求全球性合作，而不局限于欧盟这一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