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低碳发展

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气候变化的威胁，使得人类社会正在没有选择地步入以低能耗、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低碳发展新时代。

从我国的现实看：2000—2010年，基础能源消费量每年都在递增，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速也很快。而我国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人均拥有储量却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言而喻，低碳发展已经成为我国不得不面对的紧迫任务。

我国高度重视低碳发展，不仅对国际社会做出了“碳减排承诺”（在2020年前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而且继“十一五”之后又提出了“十二五”时期的节能减排目标（单位GDP能耗下降16%、CO2排放下降17%），甚至以主动调低经济发展速度指标（“十二五”时期GDP增速降至7%）来表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发展转变的决心和意志。这标志着低碳发展已经提升为国家战略。

我国在努力转向低碳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国家把节能减排作为推动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十一五”时期就提出了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国务院成立了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发布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采取强化目标责任、调整产业结构、实施重点工程、推动技术进步、强化政策激励、加强监督管理、开展全民行动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十一五”期间，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19.1%，以能源消费年均6.6%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2%的增速，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由“十五”时期的1.04下降到0.59；二氧化碳减少排放14.6亿吨，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也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2 主体缺乏动力

是低碳发展缓慢的主因

必须直面的客观事实是：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缺油、少气、富煤炭的高碳能源禀赋特征，以制造业和重化工业为主的高碳产业结构特征，以及经济规模、城市规模扩张对能源的刚性需求增长等，无不对低碳发展构成严峻的挑战。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高度重视。“十一五”期间，我国采取了多项举措优化升级能源结构，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而积极努力。“十一五”规划也将节能减排指标确定为约束性指标，“十一五”末，有些地区甚至不惜以拉闸限电来确保指标的完成，但“十一五”单位GDP能耗实际降低19.1%，尽管已经十分接近，但仍未真正完成降低20%的目标。由此不难看出低碳发展之路艰难曲折。[NextPage]

低碳发展之所以举步维艰，除上述客观因素制约外，更主要的是由行为主体缺乏动力的主观因素决定的。政府、企业和公众是拉动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发展转型的“三驾马车”，低碳转型的“魂”最终要落在由这三方共同构成的“体”上。因而,三方是否能统一认识,是否能有积极性,决定了三驾马车的行驶方向和速度。事实上，低碳发展在我国基本上处于“观念上被认可，现实中被否决”的尴尬状态。其根源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往往不利于行为主体将行为方向指向低碳发展。

1.低碳与增长：政府利益权衡仍惯性地倾向于增长优先

作为低碳发展重要抓手的节能减排指标，与GDP增长等指标都是政府主动提出的政策目标。政策目标的多样性决定了政府需要在多目标间进行权衡，确定多目标完成的次序。

由于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保证经济增长，GDP成为考核官员政绩的首要指标，且GDP指标通常又是由地方政府主动提出的，与地方财政收入密切相关，因而，政绩为先、GDP崇拜的现象仍很普遍,地方政府对于完成GDP指标很有积极性，为了保障GDP指标的完成，都将招商引资作为工作重点，热衷于投资产业能耗较高、但见效快的第二产业项目（特别是重化工业项目），热衷于投资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而获得GDP所需支付的经济和环境成本并不需要由政府和官员个人来承担。

尽管2007年，国务院颁布的《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规定将节能减排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并作为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使之与GDP增长指标一样成为“一票否决”的考核目标。地方政府不得不同时承担起两套指标体系所带来的压力。但由于节能减排指标是自上而下下达的，地方政府只是被动地执行，本身并没有特别的动力去推动需要巨大投入而并不能带来近期实际利益的节能减排。再加上节能减排政策目标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具有可协商性、可变通性和不可追究性，地方可以不断地和中央进行协商，力求降低节能减排目标；即使未完成目标，负责节能减排工作的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环保部也并不具有对地方的执法职能，更没有对地方政府人事上的任免权。“一票否决”制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执行到位，难以发挥其政策效力。

不难看出，节能减排指标的约束力远不如GDP指标硬，这种约束力的不均衡，使得各级政府在进行利益权衡时，难以改变既有的思维和行为惯性，仍会更青睐于GDP，会更多地将天平的砝码向GDP倾斜。特别是在全球经济衰退和中国经济进入增长转换期的当下，保增长的压力会令更多的关注被投放到GDP上，使之成为首要目标；而节能减排、低碳发展次序则会习惯性地后移，让位于GDP增长，成为延后再议的事。[NextPage]

2.成本与收益：企业利益权衡仍倾向于高碳路径依赖

企业作为“经济人”具有趋利性的本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决定企业的行为方向。

在传统的高碳发展模式下，企业并不承担环境污染的成本，环境成本具有外部性。因此，企业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在利益驱动下，企业并没有实行低碳发展的内在动力。

低碳发展需要低碳技术创新，而低碳技术创新面临着成本和收益不对称的问题。低碳技术创新对于企业而言，意味着要增加低碳技术、设备、产品的研发与应用的投入成本，增加淘汰现有专用设备的沉没成本等。尽管这种创新活动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但由于创新者要承担全部的失败成本，而一旦成功，由于模仿的存在，他又不得不与别人分享发现的成果，结果往往使得低碳创新的社会收益大于创新者的经济收益。

关键的低碳技术主要有三种：低碳能源技术、新型发电技术以及碳捕获和封存技术(CCS)。有些低碳技术已经成熟，如整体联合气化循环发电(IGCC)技术、天然气联合循环发电(NGCC)技术等，但目前在我国尚未得到有效运用和推广，关键在于成本高、风险大和收益的不确定性。比如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跟踪IGCC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