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哥本哈根应对气候变化峰会上，中国提出的减排目标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一个亮点。中国如何实现承诺？中国将迈出怎样的步伐？

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对“低碳经济”进行了全面、权威的解读。

长达2小时的访谈中，牛委员深入浅出、见解独到，注重科学性，也强调技术性，让人深刻感受到中国应对危机的信心和迈出的坚实步伐。牛委员进而呼吁“低碳经济”向全社会推广∶低碳经济，人人有责！

“高碳”向“低碳”转变是必然选择

记者:到2020年中国要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40％~45％，将面临哪些挑战？

牛文元:中国未来10年，我们有5个基本方面的挑战∶一、中国经济快速成长，基本上要保持平均7％－8％的年增长速度。这个速度是我国整体发展的需要。发展本身才能解决例如综合实力、就业问题、全民富裕、全面实现小康等一系列问题。未来10年，宏观调控要保证我们快速发展的这个基础，这是一个挑战。二、重大的民生问题要解决。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负担了全球1/5人口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中国政府面向民生的供应是世界上最大的。13亿人口从出生，乃至从怀孕就开始贯穿一生的人文关怀，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没有这么艰巨的任务。三、由于经济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中国需要大量资源、能源的供给。资源、能源消耗的数量和速度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比不了的。四、我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环境容量需求和抗衡生态应力的国家之一。五、我国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国之一。我国温室气体排放处于前列的地位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期。

考虑当前的经济增长，民生问题，资源能源消耗，环境污染与生态修复，我国的发展思路、战略、模式、内涵，都要适应未来的挑战。“低碳经济”在五个基本挑战的背景下必然会被提出来。

记者:以前我国提出“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怎么又提出“低碳经济”？

牛文元:低碳经济本身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工业革命200多年以来，一个基本特征是以高碳排放为标志。这与主要利用石油、天然气、煤炭作为支撑整个工业体系的能源供给有关。这些能源称之为“碳基能源”，最终要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积累到现在，地球外壳中所能容纳的二氧化碳已经到达了危险的境地。这说明一个问题∶高碳排放再继续，地球受不了。

有一组数据∶20世纪开始的1900年，当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是290PPM；到2000年大气中二氧化碳达到380PPM。100年当中增加了90PPM，这个数量与速度相当于地质历史上1万年的结果。这个增速对地球本身是一个警讯，预示着地球本身的生态系统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们都要面对的共同问题。此外，全世界的“碳足迹”已经给全球的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敲起了警钟。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是整个人类发展的必然选择。世界如此，中国更是如此。

记者:您能具体说说我国的情况吗？

牛文元:2009年，我国消耗煤炭29亿吨。大致排出二氧化碳在55亿－60亿吨左右，人均4.1吨。每平方公里(不包括海洋)510吨。虽然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总量和增速值得注意。[NextPage]

我国以碳为基础的能源消耗占世界1/3左右。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尤其处于“高碳”状态，化石能源约占92％，其中煤炭占68.7％，电力生产78％依靠燃煤发电。截止到2007我国开发利用的可再生能源比重仅占8％，其中7.3％是水力，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的比重还很低。

我们还看到，我国政府从“九五”开始到“十五”、“十一五”一直比较注重节能减排。特别是“十一五”提出了约束性指标。由于全国上下大力抓，完成指标是有希望的。“十一五”规划指标的完成，意味着我国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亿－10亿吨左右，这是对全球的贡献。

记者:“低碳经济”如何从研究领域进而成为国家决策、国家行为？

牛文元:“低碳经济”最早在2004年英国发布的国家《能源白皮书》里提出来。其实，这一内涵很多人早就知道，觉得“低碳”概括得很形象、很准确。作为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的组长，我们的研究以前也是希望改变能源结构。从2005年开始，我们在各行各业，作为政策和措施，作为经济手段减排，已经对低碳经济的方方面面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2008年以前，我们已经向国家正式提出了关于低碳发展的长篇研究报告。

经过前几年的工作，再经过去年一年世界上的变化，现在看来，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从上到下，大家都比较熟悉，而且成为正在积极推行的行动。我内心感到很欣慰。

这一过程也反映出，中国政府对于重大决策的把握越来越成熟。“可持续发展”从理念的提出、推广到成为国家行为，大约用了15年；“循环经济”大约用了8~10年，直到最后出台了《循环经济促进法》；“低碳经济”的提出到变成为行动仅仅用了4~5年。这说明国家决策对于发展的认识已经越来越深刻。

低碳经济有希望，潜力非常大

记者:目前大家都在说“低碳”，您理解的“低碳经济”是怎样的呢？

牛文元:我认为，低碳经济是一个集合名词，包括四个方面，有16个字∶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经济中生产、流通、消费三大领域都涉及到低碳。不是单一的经济形态。

发展“低碳经济”要有三个支撑点∶一、制度的创新，需要国家政策、法律的支撑，包括行政、经济、市场的手段，需要完整的制度体系、政策体系、市场体系支撑；二、一整套的低碳技术体系，不是某一个单项技术。比如，去年淘汰过剩产能，其中包括风能。我认为，不是风能过剩了，而是风能发出来的电，电网不能接收，这涉及到技术体系。再比如，利用化工技术把二氧化碳封闭固定在某些原材料中；三、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责任。比如家庭生活，节能，出行，坐公交车还是小轿车等，本身都与低碳联系在一起。怎么节省能源？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低碳与每个人都有关系。

碳排放主要在三大领域∶一、工业。比如制造业；二、交通。包括航空、陆地(公路、铁路)、水运、海运、管道运输；三、建筑。三大领域的碳排放占整个社会总排放的80％。三个方面能管住，低碳经济就有希望。

记者:住房问题备受关注，您能具体说说建筑与低碳经济的关系吗？

牛文元:据计算，中国每建1平方米房屋，需要消耗:0.8平方米土地，0.2吨标煤，0.23立方米混凝土，55公斤钢材，排放二氧化碳0.75吨。自2000年以来，每年平均房屋竣工面积20亿平方米，约消耗6亿吨标煤，占社会总能耗的30％。每年建设多少房屋、需要消耗多少能源、材料能不能节省、二氧化碳能不能减排？这牵涉到低碳经济的方方面面。同时，我认为建筑行业的低碳潜力非常大。碳排放不仅看建筑耗能，还要看材料、墙体、建筑设计以及房屋的热损失。此外还有大桥、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在广义上的建筑业，低碳经济的潜力的确非常大。

中国如何跳出发展停滞“怪圈”

记者:我注意到，您的研究一直在往前走。“低碳经济”之后，今年您尤其关注“转变发展方式”。能说说您的思考吗？[NextPage]

牛文元: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转变发展方式是一大热点。我们从最近一些国家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来。日本高速发展20多年以后慢下来了。“亚洲四小龙”高速发展了一段时间以后，现在也比较迟缓。拉丁美洲在GDP达到人均5000美元左右也停下来了，被称为“拉美陷阱”。中国高速发展30年了，再继续发展能不能跳出怪圈？中国是不是一定要经过长期停滞的怪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打破发展进程的怪圈。实现可持续发展，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最重要的内涵之一。5年以后就可以看出健康发展的脉络。

另外，发展方式的转变其中包含了“低碳经济”的举措。低碳经济是支撑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抓手。调结构、节能减排实际上就是通过低碳经济的实现，去支撑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

记者:30年来，我国城市发展迅速。您能说说城市化(城镇化)与低碳经济的关系吗？

牛文元:我在国内最早发表的《中国城市化发展报告》是在2001年，现在有10年了。城市化是中国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的最有力推动，只有农民真正变成了市民，消费才有基础，因为要住房、就业，就带动了内需。

中国现在只有46％的城市化率，根据我们的反复核算，中国不必要走发达国家80％－90％的城市化率，这不符合中国的现实。中国最优的城市化率是65％左右，不要超过70％。现在还有2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当于增加1300万人的城市居民。这些人进入城市同时也拉动了内需。

城市化是拉动内需最基本的动力。中国为什么敢说至少还有20－30年的高速发展期？因为还有20－30年提升城市化率的发展空间，有了这个空间就敢说肯定是高速发展。

“城市化”现在的说法是“城镇化”。我认为，城镇化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内容之一。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出口、投资、需求(内需)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需求”能带动GDP增长的55％－60％，我可以说，任何国际风云变化，中国都不怕。这个时候经济才会比较稳定、健康，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我国现在内需拉动能力只有35％左右，大量靠投资和出口。出口带有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一些沿海企业。从长远来看，过高靠投资来拉动也不是很好的选择。投资多了，分配就少了，不利于需求的拉动。

　记者:低碳经济如何在制度和体制上得到保证？今年内会执行哪些措施？

牛文元:低碳经济最终要通过制度创新，成为一种行为的准则，这是一个大问题。制度的建立，需要由浅入深，有一个过程。

现在我备感欣慰的是，我们有了正确的方向，这是很了不起的。如果一开始就找不到方向，那就根本谈不上制度建设。对于低碳经济，现在还要有一点耐心，很多问题是在不断执行中暴露出来的。比如产业问题、技术问题、标准问题、补偿问题、交易问题等都需要仔细研究。目前，工信部设有节能减排司，发改委设有循环经济司。可以说，在执行上都会加入低碳经济的内涵。另外，要根据各个行业和企业自身的情况实行试点。

记者:展开试点工作需要注意什么？

牛文元: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试验，是一项综合的工程。第一，需要理念坚定；第二，需要借鉴成功经验；第三，需要共同的积极性。至于步伐的快慢，根据理解的深度，以及试点能提供的经验、运行成熟的程度有关系，不能一刀切。

最后，建议把二氧化碳减排40％－45％的总目标分解成子目标，具体落实写入“十二五”规划，并制定相关约束性指标，这样每个省市都要承担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