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我国在全球经济发展和温室气体排放格局中的地位不断凸显，国际上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行动与绩效都很关注。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就此接受了本报采访。他表示，中国加速经济低碳转型既是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也是自身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中国加速经济低碳转型的决心不容怀疑。

加速低碳转型势在必行

问：我国当前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潘家华：我国经济的低碳转型不是转不转的问题，而是如何加速的问题。

战略上，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能源安全的需要、环境和生态保护的需要。我国化石能源的资源禀赋特征是缺油少气富煤炭。目前我国石油进口量已经超过石油消费总量的一半，而我国汽车拥有率约为每千人50辆，不足美国的1/15，欧盟日本的1/10。我国石油探明储量只够满足11.3年的需要，离全球石油贮采速率42年有很大的差距。我国天然气的贮采比石油高了3倍，但也只有32.3，只有全球60.4的一半。我国煤炭储藏量相对丰富，但贮采比按目前速率只有41年，只有全球贮采比122年的1/3。当然，贮采比是一个动态的数字，探明储量会有所增加，但地球的有限特性，表明探明储量不会无限增加。我国13亿人口，庞大的经济规模，巨大的能源需求，不可能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况且煤炭开采，破坏了地下水系，引发地质灾害，事故频发，生命代价巨大。煤炭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重金属汞、粉尘和固体废弃物，带来巨大环境代价。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迅速而大规模转型，即使没有气候变化，低碳、零碳发展也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转型只能通过发展来实现

问：怎样实现我国经济的低碳转型？

潘家华：我国的低碳转型只能通过发展来实现，而不是回到传统的农业社会来实现零碳。在当前经济技术条件下，化石能源的市场竞争优势(310368,基金吧)显然优于其他能源品种，对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立即放弃化石能源转而采用成本相对高昂的可再生资源，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必将严重滞后、拉长，人们的生活水平难以迅速达到与发达国家可比的质量水平。同时，可再生资源的价格补贴经费也源于化石能源税。因此立即实现零碳经济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我们必须在坚持发展的基础上，以高碳促低碳，加快低碳转型。但高碳必须有一个上限，低碳必须有一个目标。

需要国际社会协同努力

问：我国的低碳转型的现状如何？

潘家华：我国已经做出巨大努力加速低碳转型，并取得显著成效，但转型仍需一个长期过程。[NextPage]

我国向国际社会宣布的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水平降低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总量的15%，以及森林碳汇目标，是我国低碳增长转型的行动目标。同时我国正在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会纳入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分解到各省和主要行业部门，作为约束性指标加以落实。目前低碳城市、低碳社区、低碳企业、低碳消费已成为全社会的行动，风能、太阳能利用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从规模扩张到品质提升的转型，制造业比重将不断下降，服务业比重会持续上升，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对能源需求的增长也必将大幅下降。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温室气体排放会有所增加，但不可能以10%的速度增加。

我国的低碳转型需要国际社会协同努力。中国的产品服务于世界，中国的低碳转型，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技术合作要比资金更为重要，技术可以指明减排的潜力和方向，但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在低碳消费方面的率先垂范，如果发达国家人均低碳排放能够保障高品质生活，发展中国家必然效仿，可能做得更好。

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问：我国应如何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潘家华：我国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应关注以下几点：

一是利用各种机会，积极正面宣传我国节能减排的努力与绩效，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消除发达国家普通民众对我国的误解。我们不仅要把握话语权，还要引领话语权。

二是对可再生资源利用，需要从两个方面考虑：既与国际社会合作协力，减小风险，加快步伐；又要积极稳妥，大力研发，但不宜大规模补贴开发利用。

三是对核电原料、安全和环境问题进行进一步评估，减小风险。

四是要坚定不移地节能减碳，从可持续战略高度，全面打造和提升碳竞争力。

五是对于国际气候协定需要积极参与，但不宜有过高预期，应谨慎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