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杰夫

     当前关于“低碳”的讨论铺天盖地，问三个人，会有四种不同说法。

     “低碳”这个词是舶来品，最早出现于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然后有意思的是，当今欧美主流媒体却很少提及“低碳”这个词。那么，他们又在谈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2005年，欧盟开始了EUETS(欧盟碳交易体系)。ETS给电力、钢铁、石油炼化等行业的CO2排放设定上限(cap)，并通过市场交易机制和碳价格信号，引导企业以低成本减排。ETS的规模，以排放基准线来衡量，达到20多亿吨。今年5月，欧洲气候交易所(ECX)又创出CO2配额的日交易量的新高：日交易量为5300万吨CO2，金额10亿美元。

     在美国，2003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开始了自愿加入但又有法律义务的capandtrade碳交易体系。目前的排放基准线有6亿多吨，有400多个会员，包括IBM、杜邦、拜尔、联合技术、AEP(美国最大电厂)、福特等。2009年1月，美国东北部十几个州开始了RGGI强制碳交易体系。2009年6月，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了碳交易法案；目前参议院的版本正在讨论中。总之，同欧盟一样，美国关于“低碳”的讨论和实践，也是围绕如何给碳定价这个核心问题。

     在中国，中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中国的CO2排放强度指标在2005年基础上下降45%。对工业企业来讲，客观上CO2排放已经出现了“稀缺性”。理论上讲，有了稀缺性，交易定价就成为可能。在十一五期间，企业的减排都是通过行政手段实现的。如果到了十二五，除了行政手段，还可以引入市场机制，帮助企业以最低成本达标(CO2排放强度)，同时在宏观层面，一劳永逸地找到保增长、调结构、可持续三者的最佳平衡点。这种变革性的实践，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驱动的。

     同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层面(如产业结构调整、汇率等)大多依赖行政手段；现实是成本较高。巴西、印度等国已开始引入市场机制。如汇率方面，今年前3个月，巴西货币雷亚尔的期货和期权合约的持仓量同比增长了41%，达到1400亿美元，超过了欧元(！)，仅次于美元。雷亚尔不是完全自由兑换的，但这并没妨碍巴西用适当的金融工具来有效、低成本管理本国汇率。低成本，这才是制定政策之关键！

     给碳定价也一样，中国经济结构向低碳转型，如果离开了价格信号和与之相关的金融工具，成本和效率的问题，就无法根本地解决。(作者系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