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捷：中国必然要走上一条低碳经济发展的道路，在2020年、2030年，甚至2050年，我们要有碳减排的指标，但是怎么实现这个指标是个问题。低碳经济如何来实现，它的路线图到底是什么？

对于低碳经济，有人做了比喻，低碳技术好像一辆汽车，政府政策是方向盘，金融资源是这辆汽车的汽油。您认为在这三个要素里面，哪一个要素是最重要的，而且怎么让这个要素能够最佳实现？

黄杰夫：我觉得三个要素都很重要。行政手段大家都很熟悉，政府做了“十二五”规划，“十一五”规划也肯定完成。我现在想强调组合拳措施，例如碳交易、碳税。

如果我通过市场机制能够把碳价位定出来，碳是稀缺的怎么定，定出来以后，企业就知道怎么作为资源管理，这就是碳金融。

很多人讲，现在金融业发展非常落后，碳交易还不太成熟，你们在美国碳交易可能是法拉利，我们中国开的才是夏利。

我强调，要用一个发展的眼光看这个问题。上海期货交易所推出钢材期货，推出两周的交易量，是伦敦金属交易所钢材期货全年的交易量。中国有巨大的制造业的实体，如果中国掌握了定价功能，掌握了市场游戏规则制定的能力，我觉得这将是巨大的金融潜力。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创始人桑德博士，预测碳市场可能是1万亿美元到2万亿美元的市场。现在，中国政府投资了清洁能源1000多亿，如果有了碳市场，可以用私人投资造血，而不仅仅依靠政府的补贴，这样更具有可持续性。

我觉得行政手段重要，但是始终需要一个市场机制，最终来形成组合拳。

喻捷：其实是从绿色信贷的角度来讲，企业是需要钱而且银行也想给提供项目支持。目前，在这样的绿色信贷项目上，还有没有一些需要打通的环节？

华兵：兴业银行在绿色金融领域开展了诸多探索，涵盖经营理念、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产品创新、社会责任、组织架构、授信政策等诸多层面。在产品创新层面，能效融资，即节能减排项目贷款是主要的举措。

从2006年推出以来，节能减排项目贷款质量良好，无不良，无欠息。我们以商业行为履行社会责任，采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定价，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在这14个月内，作为中国银行业首个“吃螃蟹者”，兴业银行利用过渡期的有效缓冲，加紧内部符合赤道原则要求的制度体系构建，建立起包括“基本制度”、“管理办法”、“操作规程”以及一系列操作工具在内的赤道原则实施体系，并加强内部培训，提升内部理念与操作能力，从而在软硬件方面为赤道原则项目落地奠定了基础。2009年12月，兴业银行首笔适用赤道原则项目—福建华电永安发电2×300MW扩建项目正式落地，标志着中资银行已实现从规范内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到落地具体项目实践的转变。可以说，兴业银行赤道原则落地工作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实现了自身管理能力的提升，也获得多方认可。但工作中也存在一些困惑。

首先，赤道原则引用的许多美国标准、欧盟标准与国内标准存在一定的差异，如何将它们有效地同国内标准之间进行对比、权衡，成为赤道原则落地、实施过程中的一大难题；其次，希望环保部门和银行业能进一步加强数据共享，提升银行业信息沟通机制的即时性和有效性；第三，国内“绿色信贷”的标准多为综合性、原则性的,缺少具体的绿色信贷指导目录、环境风险评级标准等,从而导致商业银行难以制定相关的监管措施及内部实施细则,影响了“绿色信贷”措施的可操作性及其与赤道原则的配合效果；第四，缺少推进绿色信贷或赤道原则方面的激励机制,不能有效吸引银行业支持环保项目。

喻捷：下一步是要从理念进化到具体政策了，对于具体的低碳产业政策，政府制定到什么程度了？[NextPage]

徐锭明：吴邦国同志已经讲了，要加强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的法律法规的制定。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制定法律法规，包括修改节能法、可再生能源促进法，都是促进这个事情。

技术也非常重要。科技革命突破不了，什么也前进不了。科技决定能源的未来，科技创造未来能源，科技是寻找能源而不是资源。

有科技就有能源，今后不是资源决定能源，而是科技决定能源。展望未来的能源，无非两句话：一，清洁能源的利用；二，现有能源的清洁利用。

第一句话的意思，是要抓住机遇抢占制高点，大力发展新能源，全力推动新能源革命。第二句话含义是调整能源结构，改造传统化石能源应用，高碳能源低碳化应用，构建新的低碳化能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清洁高效多元低碳的绿色能源。

观众：哥本哈根谈判并没有给各方一个明确的减排目标，会不会使低碳经济在全球的发展前景变得暗淡？

喻捷：哥本哈根之后很多人思考的问题是，是不是哥本哈根谈判给我们画上了一个顿号或者逗号。

对于中国，我想中国政府表态减排的目标，无论我们国际谈判的结果和政治环境如何，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实现。

最近欧洲议会也正在讨论，是不是要把2020年的减排指标提高到30%，这里面阻力很大。欧洲27国中，中欧和东欧国家在这方面相对来说不太拥有竞争优势，但是一些其他的欧洲国家在这一方面还是希望能够把欧洲的低碳技术推向世界。

美国方面也仍然在进展当中，从哥本哈根之后，虽然美国的立法进程有一些拖后，但最近奥巴马和参议院制定了方案，希望以他们的角色推动立法进程的发展。

托马斯·弗里德曼说，现在是究竟哪个国家抓住机遇的问题。谁后行动一步，谁会相对来说失去技术开发的优势，市场开发的优势，也就是失去国际上的市场竞争力。

一些国家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认识气候变化的好处，实现低碳经济的好处，正在行动起来。

观众：如果要构建中国的碳市场，你觉得需要什么样的实施步骤？

黄杰夫：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需要有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个问题。

媒体、决策者、企业，包括金融从业人员，大家必须有这么一个平台。大家共同创造一个市场，很多游戏规则都不是我们做的，包括农业标准，农业减排标准，都是大家坐在一起，有杜邦公司的技术专家，有AEP的技术专家。

一定要有这个气氛，就是大家一定要有共识，能够走到一张桌子上，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很重要。

另一个关键是人才，中国如果要搞碳交易，用市场化手段实行节能减排，人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积累了大量证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