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访华一个重要的议程就是签署能源协议，这是奥巴马能源新政在外交领域的延伸。新能源、低碳经济既是中美两国利益的汇合点，也是利益的冲突点。事实上，从“重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是全球未来发展的总趋势。当前，一场没有硝烟的全球“绿色战役”已经打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发展中大国，或是中小国家，都将围绕为全球气候变化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而产生新的冲突与博弈。中国如何通过既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碳基能源消耗脱钩，又能实现绿色复苏的低碳经济，迈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型之路，是未来面对的最大挑战。

当前碳排放权的“准金融属性”已日益突显，并成为继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又一新的价值符号。随着碳交易市场规模的扩大，碳货币化程度越来越高，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发达国家为此都在厉兵秣马，围绕碳减排权，试图构建碳交易货币，以及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目前全球碳交易所共有四个：欧盟排放权交易制（EUETS）、英国排放权交易制（ETG）、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以及澳洲国家信托（NSW），全为发达国家所主导。在发展碳金融方面，渣打银行、美国银行、汇丰银行等欧美金融机构都有创新试验。新兴市场机构也不甘落后，如韩国光州银行推出了“碳银行”计划，尝试将居民节约下来的能源折合成可用于日常消费的积分。中国尽管有极其丰富和极具有潜力的碳减排资源和碳减排市场，但是碳资本与碳金融的发展极为落后，目前仅在“绿色信贷”方面有所进展，不仅缺乏有效的碳交易制度、碳交易场所和碳交易平台，更没有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产品以及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

近期发改委能源研究所(ERI)的一份研究报告提出的构想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各经济部门的效率，促进中国未来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报告以能源需求情景为基础，对未来中国低碳经济作了三种情景的模拟。第一种，不改变当前趋势，到2050年，每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达近130亿吨；第二种是“低碳情景”，年排放量减少到近90亿吨；第三种是“强化低碳情景”，年排放量在2025年前后见顶，到2050年时减少到50亿吨，将单位GDP能耗降低75%至85%。另外从能源构成上也将发生深刻变化。在中期内，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比重将会增加，到2030年，50%的发电量将来自低碳能源。到2050年，新增发电量将全部来自低碳能源。

从目前情况看，支撑低碳经济的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以及低碳金融这三大支柱力量极其薄弱，正严重地制约着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步子。

在产业结构层面，我国以工业，特别是以碳基为主的重工业化产业结构极为突出。自1991年我国工业化进入了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发展阶段以来，能源生产效率和综合利用效率低，资源消耗强度大，低碳产业经济总量比重低，低碳产业结构所要求的服务业占比还不到40%，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

在低碳技术层面，由于低碳技术垄断，在重要的技术变革时期，中国还将遭遇低碳技术扩散和技术垄断的矛盾以及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市场、资源的严峻考验。

目前中国提供的碳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三分之一左右，居全球第二。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预计，2010年中国将占到世界总CDM潜力的35%至45%，相当于拉美、非洲和中东的潜力总和。然而，中国是未来低碳产业链上最有潜力的供给方，却仍不是定价方。由于碳交易权的计价结算与货币的绑定机制，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定价能力，而人民币尚未成为碳交易计价和结算货币，这使中国面临着全球碳金融极其定价权缺失带来被动局面。

围绕“碳减排”形成的新摩擦，将会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今后各国国际收支平衡、碳贸易摩擦、汇率问题、碳减排配额及其分配问题等都会高度与碳金融市场联系起来，并围绕为全球气候变化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产生新的冲突与博弈，进而加大新的不可预知的风险。

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竞争和利益格局调整的主战场，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要在绿色竞争中赛跑。全球低碳经济新格局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在新的全球低碳框架下争取主动权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