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封寿炎（本报见习记者）
　　嘉　宾：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封寿炎：最近一段时间，新能源是炙手可热的话题。在这个经济企稳回暖的关键时刻，各方都对新能源寄予厚望，希望通过科技创新和政策扶持，将之打造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促进经济更稳健地走向复苏。

林伯强：从大的方向来说，推广新能源可以说已经达成了共识。而作为当下的目标，新能源也可以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去培养。此外它还在提供清洁性替代能源、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新能源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比较小，要在短期内发挥它推动经济反弹和复苏的作用，可能还会受到一些制约，它要成为一个规模比较大的产业也需要一个过程。

封寿炎：目前很多国家都在加大推广新能源的力度，这一领域可能也将迎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如果从有利条件方面说，当前我们力推新能源具有哪些优势？

林伯强：跟其他一些国家比，甚至跟欧美国家比，我国目前力推新能源，优势还是比较多的。首先是资金力量比较雄厚。我们拥有高比例的储蓄率，巨额的外汇储备，这些都为推广新能源提供了财力保障。其次是政府很重视，在政策扶持方面力度比较大。再次是我们的研发成本相对比较低。同时，我们是一个增量的市场，每年对能源的需求都有很大的增加。新能源要进来，填补这个市场空间就行了。不像有些发达国家，能源市场已经比较饱和，新能源要进去，就要挤占常规能源的市场份额，就会涉及到拆除原有的生产生活设施，这样转型的成本无疑很高。

封寿炎：我们的劣势呢？

林伯强：最大的劣势是，目前我们还难以承受它的高成本。与常规能源相比，新能源是比较贵的。这个高成本谁去埋单呢？一般有两种选择，要么政府埋单，要么消费者埋单。如果政府埋单，恐怕政府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我们现在还处在新能源应用的起步阶段，可能还没有充分体会到高成本的压力。如果将来新能源占到全部能源的10%，甚至20%，这种补贴可能就会超出财政的承受能力。

同时，消费者埋单也面临困难，因为高价格既要求人们有支付意愿，又要有支付能力。当然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也是密不可分的，支付能力越强，支付意愿往往也越强。我们的收入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如果电费涨多了，消费者可能就承受不了，老百姓就无法买账。发达国家人均收入高，哪怕电费涨更多一些，支付能力都问题不大，所以他们的消费者就更倾向于接受新能源，政府动员起来就更容易。

封寿炎：解决高成本问题的出路在哪里？

林伯强：主要还是要加强国际合作，创造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具体就是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都要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大的援助，尽可能降低发展中国家新能源的成本。

这里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是发达国家要提高认识。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关系到全人类的生存，需要我们共同应对、共同努力。其次要改变思路。有些发达国家看待新能源还是像看待计算机和IT技术一样，认为我掌握了技术，然后把技术、产品和服务卖给你们，我从中赚取利润，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其实新能源跟计算机是不同的。计算机的应用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推广新能源却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和前途命运，是更为根本的事情。所以不能简单把发展中国家看成销售产品赚取利润的市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最后要认识到控制排放的增长比减少排放更加重要，也更加迫切。对发达国家来说，他们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准就很好了，所以他们对能源需求的增长有限，增排也有限。他们主要的问题是要减少排放。但是减排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减排的成本比较高，若要大幅减排，就可能要求改变人们一直沿袭下来的生活方式，而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封寿炎：能否降低新能源的成本可能还受制于一些客观因素，比如技术方面的因素。换句话说，即使发达国家具有了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意愿，比如提供技术、产品和服务时候不谋求利润，这个成本就能够降下来吗？

林伯强：对于新能源的成本能否大幅降低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从乐观到悲观的都有。相信有足够的时间，成本可以大幅度降下来。但是，时间很关键，因为我们在气候问题上不能再等了。我觉得从新能源的研发和应用技术方面去争论很难有结论，而目前石油价格的走势是可以说明问题的。石油的开采成本相对于其市场价格，是比较低的，它目前之所以卖高价，就是因为还看不到有别的能源能低价有效替代它。如果市场预期我们很快就能找到低成本的、可以替代石油的清洁能源，那么石油价格就不可能在这么高位运行。如果不考虑环境的外部性成本，一般而言，越干净的能源越贵。